最后，在综合国力的计算和对比中，还有若干技术性因素需要注意。

比如，在讨论经济规模的时候，不能用各国政府自己公布的GDP数据，也不能用购买力平价（PPP）方法来计算，而要用各国的可贸易部门的产出来计算。这样才能避免统计口径差异和非贸易部门巨大的跨境价格差异带来的误导。

又比如，经济和军事国力的计算中，应该高度重视科技突破带来的力量对比的跳跃式变化。而在科技突破的背后，除了财力和人力投入等供给侧因素之外，还有需求侧因素容易被低估乃至忽略，也就是说，谁能掌握相关领域的世界市场主要份额，谁就能为重大新科技的迭代演进提供应用场景和资本循环。冷战期间苏联在科技创新上难以反超美国，正是由于在需求侧上总是处于巨大劣势而不自知。

再比如，政治力量不仅与一国自身的治理能力有关，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世界政治思潮的循环消长，即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1980年之前，整个世界的政治思潮向左摆，苏联在政治上就占据明显优势，不仅新独立的国家喜欢跟着苏联走，连美西方内部也有很多精英也是身在曹营心在汉。1980年之后，新自由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政治思潮，西风反过来压倒了东风。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证伪了美式新自由主义之后，美西方自己也失去了自信而陷入分裂和迷茫。即便中国无意主动推广其自身发展道路的世界模范意义，仍有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和经验产生了盲人摸象般的自发兴趣：不少国家想学中国的经济特区和招商引资，也有的国家想学中国的军队建设，还有的国家学习中国的党校制度和基层党建。世界政治舞台和治理范式上的流行思潮，会在联盟建构、品牌溢价、国际投票、间谍攻防等众多领域，有力地放大或者缩小相关大国的国际影响力。

基于以上方法论考虑，围绕“东升西降”的问题，笔者的团队最近在展开一项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研究。详细而全面的计算还在进行中，限于篇幅，不便在本文中铺陈具体的数据，在此不妨先提供一些初步的观点。

• 东升西降的趋势性判断是成立的，只要中国的政策调整得当，未来这一趋势大概率仍然会持续，甚至会加速。
• 东方的升，主要是因为中国，其次是因为印度，而其它国家的上升并不明显，尤其是与中国相比。
• 西方的降，是系统性、趋势性的降。如果将美国视为西方的核心，将欧日等国视为西方阵营的外围，那么后冷战时期西方的长期下降过程有一个明显的由外向内的过程。换言之，先是外围枯萎，然后才轮到核心。反过来，东方的升，是中国这个核心先崛起，然后带动其它的非西方大国的上升。
• 西方的降，根源在其内部而不是外部，尤其应该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导致了产业与科技等核心优势的转移，社会内部的撕裂，财政空间的逼仄和政治共识的瓦解。

今天的中国人，有幸生活在如此难得的大变革时代，并能为此而做出一点自己的贡献，何其幸哉！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