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主播是一个始终处在拉扯中的职业。

一方面，它指涉娱乐工业下一种趋于规范的劳动形式，更专业的运营、更成熟的内容生产、更清晰的变现路径，让它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份“正当职业”；但另一方面，女性主播又始终与父权结构中的欲望市场紧密相连，在灰色、暧昧甚至低俗的边界上反复试探。

这种分裂，并没有随着行业发展而消失，反而被不断放大，或只是被替换成了更体面的形式。身体、凝视、关系和情绪仍然在被兑换成流水。

近几年，直播行业迎来了一次新的转向。团播，一种以多人出镜、团队协作完成内容生产的形式迅速崛起，并凭借更强的吸金能力，成为资本追逐的下一个目标。据商启咨询预计，2025年中国团播市场规模已达到150亿元，2030年将进一步增长至241.6亿元。

当国内市场逐渐饱和，扩张开始向外发生。东南亚、北美等地区，陆续出现由中国资方主导的团播公司，这套在本土已经成熟的内容与变现模式，被复制、迁移，并在更宽松的环境中继续生长。

今年8月，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违规PK刺激打赏、低俗玩法、软色情内容及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处置违规团播账号1840余个。通报的案例里，有主播通过抖胸、挺胯等动作制造性暗示，有直播间用“解锁福利”等暗语诱导打赏，也有团播将成员置于带有人身侮辱性质的PK惩罚中。

这些被监管点名的问题，并不完全属于团播粗放发展的过去，它们与另一种变化同时发生。在这些不断被包装为“新风口”的叙事之下，团播正在变得更专业也更主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以主播、运营、招聘、主持人等身份卷入这条产业链。她们分布在不同位置，承担着不同作用，试图在自己的角色中找到突破口。

团播正在从“野生直播间”逐渐走向一门正规的娱乐生意，但女性在其中的处境真的改变了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采访了7位处于海内外团播行业链不同位置的女性。

文 | 怪兽

编辑 | Sharon

在“欲望围城”中拉扯

管子是我的高中好友，传媒研究生。

当时听说她去直播行业实习了，我心想也算专业对口，毕竟现在直播越来越正规了。接着，她以诙谐的口吻吐槽道：“就是那种擦边直播间”。我打消了继续追问的念头，以一串“哈哈哈哈”结束了话题。

管子做的是直播运营，负责两位主播。每天到达工位后，她首先会做复盘，打开前一天的直播回放，反复停下来看。片段A：主播刚说完一句“谢谢宝宝”，笑容还没完全收回，弹幕已经刷过去了。接着她在笔记本上写下：“停顿太短，情绪没有接住。”片段B，主播在唱歌时忘词，她记下：“切歌节奏慢，冷场三秒。”

这些被标记的“问题片段”，会在第二天被整理成修改建议发给主播。

她的工作之二是找“对标账号”，搜索同类直播间，记录哪些话术更容易引发打赏，比如，“感谢哥哥”“榜一宝宝”“守护一下”。有时候，她会把这些词单独截出来，做成表格，发给主播学习。

她手里的两位主播，每天直播2到3小时。时间并不固定，粉丝多的主播通常在晚上开播，而新人更多被安排在白天“练号”。

“我还是把直播想的太美好了，这个公司就和刻板印象里的娱乐行业没有任何区别。女的进来干主播，男的干后台，天天就是搞媚男擦边。”维护大哥的工作也会塞进管子的工作范围内，“有时候主播们不想回消息，都是我们来回，那些肉麻的话都要说吐了。”

管子的领导曾专门要求她研究粉丝大哥们的喜好，比如加入怀旧经典歌曲专场，增加性感啦啦队主题，策划动感舞蹈等等。微妙的是，擦边的“边”还得把控精确的尺度，用领导的话来说就是：“舞蹈轻一点，动作幅度小一点，不要搞封号了。”

管子没有完全顺从这套逻辑。她负责的一位主播，其粉丝画像以女性为主，她据此向主管提出可以改变直播策略，把直播间里默认的用语“榜一大哥”改成“榜一金主”，将主播风格改为女性观众喜欢的可爱风，增加与粉丝的聊天时长等，但最终，这些建议都被否决。

不适感并非个例。主播之间私下也常有抱怨。一位主播曾和管子吐槽公司签约前后差别太大，“签约前说的是什么都有，我只需要好好做直播，结果化妆、衣服什么都要自己考虑”；还有一位主播在意识到自己当月只有提成没有保底后，跑来和管子吐槽公司剥削。

但大多数人只停留在私下吐槽，很少有人公开反抗，因为中途退出，往往意味着需要承担高额违约金。

主播和管子的吐槽截图

和管子聊完后，我在小红书上找到了做 TikTok 主播的小阳，她是一名英语专业的专科生。毕业后，她从合肥来到昆明一家面向 TikTok 的娱乐直播公司实习，面试主持人岗位。

面试当天，主管翻完她的简历，说了一句：“英语还行，但控场不够。”

她问控场具体指什么。主管说：“你要懂男观众想看什么，什么时候该撩一下，什么时候该收。你太学生气了。”

然后补了一句：“要不你做主播吧？主持人不适合你。”

虽然和自己的预期不符，但大老远跑过来，房子也租好了，如果回家，机票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小阳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最终答应了，“想着做满三个月实习就跑”。

小阳所在的团，被称为“惩罚团”。别的团播靠唱歌、跳舞、聊天撑内容，她们团的核心就是惩罚。观众刷礼物攒积分，积分够了就可以指名某个主播完成指定“任务”，比如转呼啦圈，用泡沫锤子打屁股，穿泳衣抖胸......总的来说，任务包括但不限于：穿指定服装、做指定动作、说指定台词。服装间里挂着十几套衣服，从女仆装到泳衣都有。

她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开播那天，公司照顾新人，只安排了俯卧撑这种轻松的惩罚。其他老员工很热情的帮忙介绍新人，活跃气氛，还喊自己的“大哥”给她“上分”。

但当天，她也在别的直播间看到了穿泳衣做惩罚的女主播，对她冲击很大。

我继续问到：“那你之后也有穿泳衣吗？这个尺度你是接受的吗？”

小阳语气谈谈的：“反正走是走不了，无所谓了，只能豁出去了。”

在采访的过程中，听完她的经历，我始终好奇是什么让小阳能坚持下来做这份工作的，她解释自己个人接受力比较强，但背后也有巨大的沉没成本制约着她的退出。

和小阳不同，Rhea 在小红书里丝毫没有避讳自己在做这件事，反而通过持续分享 TikTok 直播的真实经历，慢慢积累了 5000 多名粉丝。

在评论区，她反复看到一种熟悉的声音。无论她分享的是正面还是负面的内容，总有人留言：“求带。”

Rhea 形容这个现象是“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

出于对工作灵活性和更高收入的期待，她毕业后将目光投向了直播。国内抖音早就放弃了，因为“太容易被同学刷到，会很尴尬”。TikTok 至少隔了一道墙，陌生让她觉得安全。Rhea 英语专业出身，口语流利，觉得这条新赛道是机会。

翻看 Rhea 的朋友圈，有许多出国旅行的照片，我感慨：“像你这样的自由职业者，随时可以出去玩，是打工人会很羡慕的状态呢。”她坦诚的说：“害，不管是互联网还是朋友圈，其实都是展示好的那一面，自己一个人哭的时候就没发。”

Rhea 的焦虑来源于直播带来的收入非常不稳定，有时候单日最高收入可以达到 3000 元，而最低时，甚至只有几毛钱。

“我其实是有自己的底线的。”她说，“但有时候数据不好，会很焦虑，就会稍微擦一点点边，比如换一件稍微显身材的衣服，跳舞动作幅度大一点，眼神更加魅惑一点等等。然后就会发现，数据马上就上来了，那种诱惑真的很大。”

“但这一点就会很痛苦，如果你本身是很想坚守一个边界的话。”

Rhea 把这件事称为“拉扯”。

在不断被放大的“风口叙事”中，这种循环似乎从未停止。“在风口上，猪都可以飞起来。”她说，“但很多人不知道，飞起来之后，会掉到哪里。”

曾研究秀场主播的学者王怡霖，将这种状态概括为“绝望劳动”，以此来理解直播行业的人性和欲望的复杂性。

“绝望劳动”的矛盾之处在于，主播既承受着行业的剥削，也在主动剥削自己。她们身处层层嵌套的不确定之中，为了争取有限的生存空间，她们不得不摸索、利用甚至挑战平台规则，有时也会以透支和伤害自己为代价。延长直播时间、突破身体和情感的边界，以此换取收入，以及那些被看见、被喜欢的短暂“高光时刻”。

她们在行业的被动处境与有限的选择中主动寻找生存的机会，而生存、欲望、自我剥削与希望，也因此纠缠在一起。

入职“电子青楼”

从运营到主播，她们共同的一个特征就是进入了一个与自己想象有出入的世界。

进入公司不久，管子就意识到，这个行业存在着几乎无需明说的分工逻辑，女性站在镜头前，男性则在镜头之外。

技术、运营、剪辑、投流部门几乎清一色男性。公司里唯一稳定出现女性密集的地方，是主播岗。尽管也存在男性主播，但比例大约在 20:1，差距悬殊。

在一个高度依赖外貌的行业里，“选人”成为最关键的一环。管子记得有一次，她在会议室听到老板直接否掉一个已经签约的主播：“这个不行，脸太冷了，不够‘互动感’。”HR 当场改口，说“再重新包装一下”。

新人进入公司后，会有一整套的包装流程，包括性格、说话方式、外形、穿搭，也会根据个人的才艺区分为不同的直播方向，比如跳舞主播、唱歌主播、聊天主播等。

主播们会被打上人设的标签，比如常见的甜妹、御姐、清冷系、邻家感。例如“甜妹”要求：语速偏快、常用叠词、直播时多用“宝宝”“哥哥”；“御姐”则要求语速慢一点、眼神直视镜头、少笑但要“有压迫感”。

小金曾是黑龙江一家娱乐公司的 HR，第一天上班，主管丢给她一份话术本， A4 纸订了七八页。“今天先打 40 个招呼，刷 1500 份简历。”主管说。

她打开招聘后台，按“前台”“行政”“文员”三个关键词筛选，一键批量打招呼。十分钟后，一个女孩回消息：“请问行政岗还招吗？”

小金点开对话框，手指停在键盘上。话术本第三页写着：“先不否认岗位，问对方的基本情况，年龄、学历、现居城市。如果对方条件合适，再逐步引导到主播岗位。话术要点：从‘为女孩子好’的角度出发，强调收入、福利，弱化不确定性和风险。”

“招的。方便问一下你今年多大？之前做过什么工作吗？”她按话术回了。

“22 岁，中专学历，之前在超市做收银，月薪 3200。”对方说。

小金又看了一眼话术本，继续打字：“我们公司福利挺好的，包食宿，底薪 6000 到 8000，还有提成。你条件挺不错的，要不要考虑一下主播岗位？比做行政赚得多。”

对方沉默了十分钟。然后回了一条：“主播是干什么的？”

小金复制了话术本上的那段话：“就是在镜头前聊聊天、唱唱歌，很轻松的，公司有专业培训，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她没有提的是，工作到凌晨、流水排名、公会赛、以及在弹幕里被要求“转个圈”。

“我考虑一下。”对方答复。后来，再没回消息。

那天结束，小金打了 42 个招呼，收到 13 条回复，0 个成功转化。往后每一天，数据都差不多。

“这个公司根本就不招除主播以外的岗位，”小金说，“全是用各种方式把人骗进来做主播。”

小金提供的回消息指南

甚至还有一类人，是在入职其他岗位之后，被逐渐转化的。例如，以“临时帮忙替播几天”为理由，让她们进入镜头，再一步步留下来。比如作为 HR 的小金本人，她入职时故意将自己的年龄虚构为 30 岁，依旧没有逃脱公司其他同事的劝说。

在黑龙江，当地前台、行政岗位的月薪大约在 3000 至 4000 元，而主播的底薪可以达到 6000 至 8000 元，再加上提成和免费食宿，这样的条件，很难不让人动心。

但吸引力的另一面，是高度不稳定且缺乏保障的用工方式。公司设有 10 天试岗期，与主播签订的不是劳动合同，而是合作协议，合同文本仅有一份文件且保留在公司手里，这意味着主播们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下了极其不平等的合同，且如遇纠纷难以维权。

更让小金意外的是，公司不会严格核查年龄。她曾经在系统里看到一个简历，年龄填的是 16 岁，主管说“先用着”。小金刚想追问，主管已经走开了。后来她在内部会议上听说，只要“看起来差不多”，基本不会卡。

我反问：“那如此不正规，大家为什么还会来这个公司呢 ？”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

“因为即便存在这些问题，这家公司仍然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团队，至少它不拖欠工资，”小金说，“很多公司最后一分钱都不给。”

公司主要运营的是快手平台上的团播间，日常观看人数维持在两位数，这是行业中相当常见的小规模状态。在高流失率的背景下，招聘几乎不再强调“匹配度”。“只要长得过去就行，”小金说，“美颜一开，谁都好看。”

她还和我提到，招聘男主播反而更容易。一方面，公司对男性外形与表现的要求更低；另一方面，男性求职者通常明确自己是在应聘主播岗位，而女性则更多是在“其他岗位”的名义下被带入。

小金公司账号发布的照片

除了主播，每场团播通常还会有一位主持人，多由男性担任。“我们公司有三个主持人，全是男的，”她说，“其中一个经常性骚扰主播和同事。”

小金还记得那天下午，她在工位上整理简历，那个主持人走过来，站在她椅子旁边，低头看她电脑屏幕，忽然把手搭在她椅背上，凑近了说：“新来的？晚上有空吗？一起吃饭，我教你怎么招人。”小金往后靠了一下，说“不用了”，继续盯着屏幕。对方站了几秒，没走，又说：“不懂规矩，以后在这里不好混。”然后笑着走开了。

后来她听说，这个主持人对不少女主播做过类似的事。拉手、拍肩膀、下播后发微信约“聊聊”，有人被骚扰了好几次也没敢吭声。小金说：“因为他是主持人，直播间里他说谁上谁就上，说谁休息谁就休息。”

与规模更大、管理更规范的团队相比，这类小型团播公司更接近灰色地带。在相对宽松的平台审核环境下，一些内容逐渐向边缘滑动。

小金用一个极端的比喻来形容她曾经工作的地方：“电子青楼。”

在她看来，公司通过擦边内容吸引流量。比如，要求主播穿短裙、跳舞时做一些特定动作、在弹幕互动中不拒绝带有性暗示的评论，再将部分高消费用户引导至线下，由公司安排与主播建立更直接的联系，从中收取额外费用。这套模式在行业里并不新鲜。

当招聘成为这条链条的起点时，她很难再继续说服更多人进入其中。

15 天后，小金离开了这家公司。

情绪劳动的代价

直播结束了，主播的工作却没有结束。维护“大哥”这类金主，陪聊、语音、甚至线下见面，构成了直播行业中另一部分难以被计算的跨平台、跨国际的劳动。

最多的时候，小阳需要同时维护三位“大哥”，几乎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聊天、回应情绪、维持关系，占据了她大量时间。“相当于是全天在岗，甚至睡觉时还要给大哥打视频。长时间这么工作就是感觉身心疲惫，很难调理，只能用工资来平衡了。”

“他们一般会加微信，我们会在上面聊天。”她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更私密的内容交流”，比如有人问她“你穿那件衣服的时候里面穿了什么”，她会回一个微笑表情，然后把话题岔开。

“主播之间也会抢大哥。”有一次她发现，自己的一位大哥忽然去另一个直播间刷了大额礼物，那个主播是她同团的人。公司明令禁止内部“抢资源”，但这条规则很难监管，粉丝愿意刷给谁是自由的。她没跟对方挑明。

线下约见也可能成为关系维护的一部分。在许多团播公司，若发生线下活动，一般都会明确禁止发生身体接触，但在实际操作中，并不存在有效的保障或监督机制。

与国内直播不同的是，跨国距离在一定程度上阻断了线下见面的高频发生。但这种边界并非绝对。“也会有少数人真的飞来中国，”小阳说，“这种情况，公司会安排人员陪同，确保安全。”

我问到：“那真的有‘大哥’飞过来吗？”

“真的有，有一次一个‘大哥’跑来昆明，我们老总接待他，让他在我们周边玩了 5、6 天，然后把他送走。”

主播团队里，大多数来自昆明周边，曲靖、玉溪、楚雄。像她这样从外省来的不多。她月薪到手通常在 11000 到 12000 之间，在当地算相当可观的收入。“来钱特别快，”她说，“但这更像是一种精神损失费。”

而在现实的感情中，因为已经在直播间耗光了情绪，小阳觉得自己变得更冷漠了一点。有一次妈妈给她发微信：“最近怎么样？”她盯着消息看了很久，却突然不知道该回什么。

彤彤是少数可以选择“不越界”的主播。很早，她就给自己划下了一条线：“我会明确跟每一个进直播间的人说，我不接受谈恋爱那一套。”

18 岁的她，在几乎没有太多行业认知的情况下签约了一家娱乐公司，每天至少上播 6 小时。较为“幸运”的是，彤彤第一个月的收入就高于公司提供的底薪。这种快速的正反馈，让她很快意识到，自己或许并不需要依附公司体系生存。三个月后，她选择离开公司单干。

相比许多必须依赖平台和公司资源的主播，彤彤拥有更强的主动权。这种“主动权”，一部分来自她的判断能力，也来自于她并不完全依赖这份收入生存，在家庭的兜底之下，她不需要为了钱不断突破自己的边界。

彤彤的直播内容以聊天、唱歌为主，偶尔跳舞，主要通过 PK 来获取打赏。她与“金主型”粉丝之间的关系，也被她刻意维持在某种边界之内，聊天日常多是“今天累不累呀”“感觉下次选歌可以换一首”“早点休息吧”等日常琐碎，更接近“朋友”，而非暧昧或交换关系，更不会发展到线下见面。

在拥有完全自主权的情况下，她对内容有着严格控制，不接受任何涉及低俗或擦边的表达。“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开销，一个月能挣一两万，我已经觉得很多了。”她说。

但这种克制，并非没有代价。

彤彤的直播间长期维持在个位数在线人数。在缺乏流量的情况下，她的收入更依赖少数头部“大哥”。为了维护关系，她需要投入大量时间进行情绪劳动。回应信息、维持互动、稳定对方的情绪，这些都构成了直播之外的隐性工作。这种持续在线的关系仍然让她感到疲惫。“其实挺烦的，”她说，“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一直回消息。”

“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粉丝其实也会给我们很多情绪价值，让你觉得自己是被看到、被喜欢的。”这种“被喜欢”的感受，往往与消费行为绑定在一起，并在某些时刻被进一步放大。

彤彤直播间消费最高的一位“大哥”，是在一次她情绪崩溃、当场落泪的直播中进入的。“他当时无意刷到我哭，就留下来了，后来慢慢把两个号都刷到了三十多级。”

“我妈妈说，主播其实有点像‘电子乞讨’”。彤彤告诉我。

长期的直播，也让身体逐渐发出警告。由于常年从晚上 10 点工作到凌晨4、5点，她的作息完全颠倒，最终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胃病。

“感谢我哥送的嘉年华！”应该是主播们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在直播间，关注、陪伴和亲密往往与打赏发生着联系。久而久之，这套交换关系似乎也开始溢出屏幕，影响 Rhea 理解现实关系的方式。

这份工作严重影响了 Rhea 恋爱。“我会变得很难去信任一个男生。”她说，如果一个现实中的男生追她，请她吃饭看电影，对她很好，但她会忍不住想：“他对我好，是不是有目的？”

“很多男生也很难接受自己的女朋友是娱乐主播，”她说，“而且我也不确定，我还能不能正常谈恋爱。”精神空虚折磨着 Rhea。

“在我这个不大不小年纪，其实很需要一个长久又良好的伴侣。因为不管是做直播还是什么，只要是经常接触人的职业，你会很内耗，很心累，很需要一个真诚的人陪伴。”

情感、C位与流水

团播一般是由流水最高的主播占据，每天站在C位，镜头给得最多，弹幕也最多。剩下的人挤在两侧，轮到自己时上前一步，跳完又退回去。

小A本科是广播电视学。在准备研究生初试期间，她每天泡在图书馆刷题背书。周末，她会去舞房练舞，算是调节节奏。初试结束后，她觉得自己考得一般，没抱太大希望，开始找工作。

面试一家传媒公司编导岗那天，经纪人反复打量她：“你外形条件这么好，要不要试试团播？比做编导赚得多。”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去了。

第一天进团播基地，她以为自己走错了片场。整个空间被隔成数个直播间，每个房间都贴满吸音棉，补光灯亮得像手术室，走廊里有着形形色色的女孩。主管递给她一张日程表：下午1点做妆造，2点维护粉丝消息，3点上形体课，4 点化妆课，6点开播，午夜下播，凌晨复盘。“这是韩国练习生模式，”主管说，“军事化管理。”

她还记得那天自己试了四种不同风格的衣服，甜妹风、民族风、国风、校园风都有，还尝试了简单的歌曲《特别的人》《你从未离去》。整天下来，小A觉得这份工作和正常上下班差不多，只是相较于她做过的别的实习要累些。

在一个由 5 至 7 人组成的团体中，谁能站在C位，是一件高度关键的事情。这一位置通常由团负责人根据商业价值或表现力来决定。而在直播过程中，每个人的流水数据会被实时展示，排名始终处于可见状态。

“每个人都会很焦虑，”小A说，“尤其是你的粉丝没来的时候，很可能就会垫底，这种数据焦虑是一定存在的。”

有一段时间她数据不好，下播后就对着镜子发呆，“每天在超高清镜头下看自己，你能看到每一根细纹、每一个毛孔。弹幕里有人说你今天状态不好，你一晚上都会在想这件事。”

SK团播直播间

媒介研究者 Thomas Lamarre（2017）曾参考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性别操演”（gender performativity）理论，提出了“平台表演性”（platformativity）的概念，用来描述数字平台如何参与塑造人的行为。

在这个逻辑下，平台并不只是一个供人表演的舞台，更是一个“调度行为、组织注意力与塑造表演方式的制度结构”。推荐算法、榜单、互动机制和实时数据，也在不断反馈什么样的内容更受欢迎、更能被判定为“成功表演”，并由此影响主播们下一步如何行动。

小金提到，她记得自己看过一次直播回放，一个女孩在镜头前说：“今天排名好低呀，哥哥们帮帮我好不好？”声音软软的，对着镜头轻轻拍手。运营在耳返里提醒：“撒娇一点、再求一轮、还差两千票。”弹幕里有人刷了礼物，她立刻笑着说“谢谢哥哥”。镜头一切，她退到旁边，表情松下来，低头看了一眼手机。

那条回放结束之后，小金算了一笔账：粉丝刷了 100 块钱的礼物，扣掉平台抽成和公司分成，到主播手里不到 10 块。

这种“平台—主播—观众”的三方结构，并非平衡的关系，而是以平台为轴心，建构出一套高度制度化的性别表演机制，也将主播的身体转化为平台算法可调用的情感资源。

PK 是主播与“大哥”建立关系的重要机制。当主播面临失败和惩罚时，高消费用户可以通过打赏将她“救”下来。伴随着一场场胜负，金钱被转化成了直播间里可见的权力，消费等级越高，“大哥”越容易获得主播的感谢、其他观众的注视，一种“是我保护了她”的满足感，以及直播间里的地位。

如果说，单播仍然高度依赖一对一的关系维护，主播需要记住“大哥”的作息、工作和情绪，在深夜说晚安，在对方失意时给予安慰，让对方相信自己是那个被记住、被特别对待的人。那么，团播继承了这套关系，同时让竞争更加显眼。

观众消费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单播主播售卖的是陪伴，一种接近恋爱关系的亲密幻觉；团播主播售卖的，则更像是一种竞争中的参与感和一场被直播机制不断放大的养成游戏。

团播主播们不断通过提醒着观众自己的“濒危”处境，随着礼物不断累积，消费被实时转化成名次与胜负。“大哥”支持一个主播，也直接参与着她在团队内部的位置升降，她能不能赢、能不能获得更多镜头，甚至能不能站上C位，都可能随着流水发生变化。

过去，“大哥”可以在 PK 中“救下”一个主播；到了团播，他还可以把一个主播“送上去”。消费带来的身份和权力因此变得更加直观。

王怡霖也提到，这种关系不能简单归结为一场虚假的表演。金钱、游戏机制与情感彼此纠缠，有时甚至会让主播和消费者都产生真实的感动、嫉妒与依恋。

走向规范的团播间

在SK、喜悦等头部团队的带动下，团播被不断推向更主流的位置，有人将其包装成“明星选秀”，有人通过整齐划一的舞蹈动作制造传播爆点，甚至开始吸引影视作品进入直播间进行宣发。

《团播，一次产业的自我升级——传媒互联网行业专题报告》指出，2021年偶像养成类节目遇冷后，团播逐渐兴起。此后，行业不断升级，舞美、运镜趋近综艺水准，专业制作团队入场，平台规范逐步建立；与此同时，女性用户增加，也开始改变过去依赖“大哥打赏”的商业模式。

相比之下，团播主播的社会评价也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原本从事舞蹈教学或处于中尾部的艺人开始转向这一行业，甚至陕西歌舞剧院、中国东方演艺集体等“正规军”也纷纷开启了团播模式。渐渐地，它看起来更规范，也更接近传统娱乐工业。

陕西歌舞剧团直播间

在这样的语境中，小A就是那个“看起来最体面”的样本之一。

和网红@迅猛龙特蕾莎考上复旦研究生一样，小A因为“一边团播、一边成功考研” 的经历，在互联网上获得了不小的关注。

小A强调，她们团的关系是“良性竞争、合作共赢”。团队里有人生日，大家一起买蛋糕；谁的粉丝刷了大额礼物，其他人会鼓掌说“厉害”。这种氛围和薪酬制度有关，相对较高的底薪、较低比例的提成，底薪和团队整体流水挂钩。

日常直播中，这种“合作氛围”也被不断强化，公司的运营逻辑以展示为主。比如 PK 环节，不会故意设计恶意竞争机制引导粉丝刷票，仅仅是活跃气氛，增强粉丝粘性。

但稳定与温和，也并不意味着利益分配的对等。

每个月一次的“公会赛”，是整个系统集中释放消费欲望的时刻。这种模式类似日韩偶像产业的“打投”，粉丝通过集中充值，把主播推上排名。进入前40名通常需要数万元级别的打投；而最终的“荣耀王者”，对应着百万元级的流水。

目前女团/男团核心受众以女性（18-40 岁）为主，是直播打赏市场中的增量消费人群，明显区别于过去“暧昧经济”的直播内容受众。蝉妈妈数据显示，从团播头部直播间的粉丝画像来看，以 SK 江浙粤 005 为例，其女性粉丝占比 92%，且年龄层主要集中在 18-23 岁和 24-30 岁的年轻群体。

小A也表示：“我的核心粉丝中女性占比较高，日常只需要正常进行粉丝运营，互动也被严格限制在公司设定的安全范围内。私下见面是被明确禁止的，线下活动只能通过公司组织的粉丝见面会完成。”

就这样，在体验了几个月的团播生活后，小A过了研究生复试线，她面临着一个新的选择，要继续做团播还是回校读书。小A没有纠结过久，“团播带来的收益是短期的，研究生学历会让我的人生有更多选择权。”而她将其视为一种经验积累。在之后的课程学习中，她发现自己在表达、镜头感、信息处理等方面，都受益于此。

但在评价这个行业时，她依然保持着克制的距离。

“如果特别有镜头表现欲、喜欢娱乐行业，或者想锻炼自己的情商，那还挺适合这个行业的，但如果有学历、有其他选择的话，可以再慎重考虑一下。”小A说。

团播出海之后

在国内，“TikTok出海”被反复包装为新的风口。公司在招募主播时，往往强调“绿色健康”“外国用户更大方”等卖点。但进入之后，叙事很快发生变化。“可能一开始说的是绿色直播，但为了数据，会慢慢诱导你去做一些突破底线的事情。”Rhea说。

在小阳看来，海外的尺度接受度更大、平台监管更松，国内直播里最容易触碰底线的部分被转移了出去。擦边直播在这个平台上反而更兴盛。

“换了个语言，换了个市场，但服务的还是同一个需求。”小阳说，“我可以做完这份工作，但我很难认同它。”

如果在社媒上搜索“海外团播”，很容易看到 Jeannie 的分享。她所在的美国团播公司 Ordient Entertainment（OE），正试图在另一套文化、劳动力和平台环境里，重新摸索这门生意。

OE 由一位男性创始人在2023年6月成立，2024年6月正式开始团播业务。随后具有国内团播经验的 Jeannie 加入团队，担任内容负责人。从账号运营、后台管理到中台支撑，以及主播培训，几乎所有与团播相关的内容都落在她肩上。

“我们目前最高一个月的流水可以来到 10W 美金，并且还有很高的上限。”OE 是目前真正盈利的头部团播团队之一。

令 Jeannie 最头疼的问题，是主播。

最初，创始人想找专业舞者。Jeannie 试过，发招聘帖、找经纪公司、去舞蹈工作室门口贴传单。来了几个，跳得确实好，但第一天排练就出问题。公司要求每周排三支新舞、每天练两小时，其中一个女孩说“我下周有演出，没法来”，另一个说“排练可以，但直播时间能不能调到下午”。Jeannie 算了一下，按照这样的配合度，两个月也凑不出一套完整的团播内容。

她换了个方向，找素人。标准很简单：不一定要会跳舞，但积极性要高，能配合。“学舞慢可以多练几遍，但不配合的人没法带。”她筛选了十几个报名者，挑出五个看起来“听话且想赚钱”的女孩。

成本高昂是海外团播不可避免的现实。在 2 年多的发展时间内，OE 最多保持 2 个团的体量。无论是前台主播的人工成本，还是后台运营、拍摄设备、舞蹈道具等，都在美国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具有高昂的成本。

做美区的团播，意味着会面向全球各地的受众，也需要逐步摸索不同的文化禁忌和相关政策。比如中东地区禁止 cosplay 服装，一旦违反会导致全球流量中断，只剩下本地流量。

更大的坑在内容端。

早期开播，Jeannie 照搬了国内火过的“扫腿舞”——一排女孩并列站立，镜头对准腿部，在红色的灯光下，统一抬起右腿，从左扫到右。她觉得自己胜券在握，弹幕里却飘过去：“boring（无聊）”。有个观众问：“Is this a dance or a workout?（这是跳舞还是健身？）”。她立刻切到下一环节，但那个晚上流水惨淡。

后来她开始摸索本地化。万圣节那周，她给女孩们化了哥特妆，穿了黑色蕾丝裙，呼应当时 Netflix 热播的《星期三》。当晚流量翻了几番。

Jeannie 策划的“星期三”主题团播

评论区总有更苛刻的声音。Jeannie 在社媒上分享团播切片，下面有人留言：“运镜太晃了”“舞台太简陋”“妆造过于粗糙”。她看见了，也不删，反而有时可以收到不少有用的建议。

“对比国内团播的发展程度，我们肯定还是比较落后的，就拿运镜举例，我们没办法短时间增加运镜人员，这个成本是非常高昂的。”她说。

但有一件事她坚持得毫不犹豫：不做“暧昧经济”。

Jeannie 给女孩们安排的服装都严格控制在尺度范围内，“有一次一位比较丰满的妹妹不小心漏出了胸口，流量立刻飙升，但我马上让她出镜整理，我们不想要这种流量”。对于 OE 来说，任何类似色情擦边的违规都会极大影响直播间的流量，是绝对不允许的。

在 OE，粉丝维护仍然存在。“直播的尽头是私域，一切的尽头都是私域” Jeannie 说，“虽然我们仍有维护粉丝的环节，但绝对不会超越底线”。她计划效仿国内偶像产业的模式，走“正规见面会”的路线，场地、流程、陪同人员全部公司安排。

OE 投入 10 万元，三个月回本的故事也让不少人跃跃欲试进入这个行业。

Jeannie 说：“我们完全不排斥竞争者，反而欢迎来抢饭碗。美国市场还很新，我们希望把蛋糕做大，越大越好。”

“作为这个行业的开拓者，每当自己创造一些新的记录，会非常有成就感。”

依托 OE 运营的规范性和专业性，Jeannie 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期望。团队里的女孩们，也在这个尚未被完全开发的蓝海市场中，寻找着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市场，竞争尚未完全形成，规则尚未固化，她们既可能创造出新的机会，也可能被体系的复杂性所消耗。对于这些年轻女性而言，这条道路充满可能，也充满着不确定。

*受访者均为化名

参考文章/文献：

[1] 陈晓妍：《秀场直播里的女主播与她们的“绝望劳动”》，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2024年1月。

[2] 华源证券：《团播，一次产业的自我升级——传媒互联网行业专题报告》，2025年9月30日。

[3] 姜涛：《打PK、写作业、接下班，团播热潮里被消耗的主播》，水瓶纪元，2025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