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前农民宁愿用牛耕田也不用拖拉机

一个农民坐飞机“赶考”的故事

1982年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即七七级）大学生毕业的年份。这一届学生坊间有俗称“黄埔一期”，据说原来是中国科学院“文革”后第一届研究生（七八级）中流行的戏称，后来也用于第一届本科大学生。2007年时媒体曾经有一阵纪念他们高考入学30周年的热潮，到了今年，一些媒体又组织纪念这些“黄埔一期”毕业并开始工作的30周年，有朋友也向我们约稿。但说实话，1982年“黄埔一期”无论是本科还是研究生毕业，基本都奇货可居，与今天海量的毕业生“就业难”不可同日而语。除了少数例外，他们的分配大都很顺利，没什么跌宕起伏可写。倒是他们的入学有很多故事。当年入学30周年时我没有写什么，现在写这些可以交差吗？答曰可以。于是我就写下了如下文字：高考之后又考研1977年的高考与1978年的研究生考试作为“黄埔一期”都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观。众所周知，1977年高考因为“文革”后“思想解放”的过程几经讨论，10月才定下规则，12月才考试，所谓七七级大学生实际上是在1978年1-2月才进校的。但是几乎在高考规则确定的同时，1977年10月高层就已决定恢复研究生招生，最初只是想让中国科学院招生，但很快更加“解放”的设想出来，到1978年1月10日，教育部就决定把研究生招生主体扩大到经批准的一大批高校，报考资格更扩大到未毕业大学生乃至没有读过大学的“同等学力”者。报考资格放得如此之宽，录取名额却非常少，研究生与本科生录取名额之比只有如今的几十分之一，要过初试、复试两道关，从而在严格录取的前提下为“自学成才”者打开了一扇参与公平竞争之门。教育部同时还决定把1977、1978两级研究生一并招考，统称为1978级研究生。决定做出后，招生安排落实很快，2月完成报名，3月发放准考证，5月15日全国统一考试。而这时七七级大学生进校才3个月，离1977年高考也只有5个月。所以，当时有些人是连续参加了这两场考试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我在1977年12月参加了“文革”后首届高考，结果不理想。虽然据说在我们那个小县算是文科总分第二名，但是各科成绩却是数学最高，语文不怎么样，这对文科考生很不利。加上我的志愿填得太高，体检更是“硬伤”（眼疾是我在农村待了9年多，多次招工招生招干均被打回的重要原因，这次考研也几乎因此折戟，由于导师力保才得过关，我曾在回忆赵俪生先生的文章中叙述过此殊恩），所以未被录取。到了1978年2月间有过一次补录，后来知道是一些地方旧习未除，“政审”卡掉了不少人?a href="/?" target="_blank">牛诵∑降弥笕衔欢裕炀龆ㄔ诟叻治绰忌性傺∫胖椋庖彩悄墙旄呖嫉挠忠惶厥庵ΑＮ宜浞且蛘蟊豢ǎ不竦貌孤肌２还獯尾孤嫉难６际舻偷担叶嘣诳忌驹竿猓粲诙喔淮位幔蝗ヒ膊幻闱浚ǖ笔卑粗驹刚铰既≌卟蝗ナ且艽Ψ５模堑媚谴ΨＪ窍履瓴坏帽迹Ｎ乙蛭笔币丫剂搜芯可孤佳Ｓ趾懿焕硐耄ê庠偃?a href='https://www.828la.com/huati/fangqi/' title='放弃' target='_blank'>放弃了这次补录?/div>

“同等学力”者我当时是上山下乡插队9年多的“知青”，是广西田林县潞城公社营盘大队平宜生产队挣工分的“社员”。说白了就是个农民。15岁下乡时是年龄最小的知青，9年多来，辞旧迎新，此时已经是我们公社南宁知青中仅剩的一个，在大批后来的本县知青中俨然成为元老，有人按当时习语送雅号曰“苦大仇深的老贫农”。我号称初中毕业，实际上在1966-1969年的“初中”期间“一进校就停课，离校前（‘文革’内战）刚停火”，在学校里我们那一派组织中，由于此后再无人入校，我们也没上过课，于是一直被别人叫做“新生”，枪炮声一停，我们忽然就成了“毕业生”。尽管在9年多的“早稻田大学”中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当地算小有名气，但刚参加的高考就没成正果，却放弃补录又去考研究生，在有的人看来未免太“冒进”。那年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少部分是当时在读的“黄埔一期”大学生和“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少量没读过任何大学的“同等学力”者基本上也都是城里的干部、工人等“得风气之先”的群体，而且大多起码还是读过中学的。我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基本上只是“文革”前读过六年小学，在当年的考研者中着实罕见。当时我县23个考研者中没读过大学的就我一人（考上了的也只我一人），我们系那届录取的11个研究生中，8个是老大学生，两个是工农兵学员，“同等学力者”也只有我一个。全校录取的“同等学力者”倒是还有若干，但本人身为农民的，至少我还不知道有第二个。我虽然比较自?a href="/?" target="_blank">牛膊恢劣诳裢笔闭庋鍪怯性虻模何易匀希?ldquo;表现”在当地干部群众中还是有口碑的，论文化也不怕考试，但过去无论改革前重政治的“推荐”，还是重分数的前不久首次高考，我都被打了回来，主要是体检过不去。有人说只看体检表，给人的印象你就是个半瞎，应该走残疾人就业这条路。我当然不服气，可是寻思要突破体检关，恐怕得有得力的“伯乐”力荐。但是普通高考，考生几百万，统一命题，集体改卷，除非是“状元”，不可能引起注意。这时候看到研究生招生消息，我就有了想法。那时培养研究生是一个导师带几个弟子，犹如师徒相传，师傅选徒弟应该是比较有可能体现个性化的。赵先生的知遇之恩于是趁在文化局搞乡土文艺的机会，我在县里查了全国招生导师目录，觉得有两位先生可能给我机会，一位是华东师大研究国际关系史问题的某学者。我给他寄了篇“习作”，是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危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我写的一篇笔记“金元帝国的崩溃”。虽然当时寄出这篇文章后没有得到回?a href="/?" target="_blank">牛ㄍ耆梢岳斫猓Υ螅ǖ笔苯猩虾ＪΥ螅┗故羌睦戳俗伎贾ぁ２还悄昕佳械?a href='https://www.828la.com/meiwen/zxsjdmy/' title='时间' target='_blank'>时间是全国统一的，一人不能分考两头，所以我只能放弃。现在想来，没有导师的力荐帮助我克服体检障碍，加上国际关系史需要的外文优势我并不具备，考上的希望几乎是没有的?/div>另一位就是我后来的恩师、兰州大学的赵俪生先生，他在1950年代被打成“右派”发配西北之前活跃于史坛，所?a href="/?" target="_blank">牛òㄓ胧δ父哒岩幌壬献牛┑募副臼槲颐羌依锒加小＜腋?949年前在大学就是读历史系，以后也一直有这方面的兴趣，家里这方面的书不少，赵先生当年在山东大学与几位同仁创办的《文史哲》杂志，从开始征订到“文革”一度停刊，我们家也一期不缺。这些我原来都读过，在导师目录中看到这一熟悉名字后又让家里把这些书和文章都寄来细读，对先生的研究有了较多了解。先生这些着述多数是关于农民战争史和史学理论的。在“反右”中蒙难后，先生的精力转向土地制度史研究，但是却被剥夺了发表着述的权利，他这方面的成果大都是在改革时代发表的，我当时不可能知道。不过土地制度史本身是“文革”前中国史学的“五朵金花”（五个讨论集中的重大问题）之一，我对相关讨论也有了解，加上在农村9年也有些直感吧。因此就给先生致信请教，除表达投师之意外，还寄去一些我关于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史相关问题妄加议论的“习作”（现在看来只能叫读书笔记）。寄出这些当然意在投石问路，希望得到先生的回信。但先生回信的热情和嘉许还是出乎我的期望。他不仅对我这个素不相识又毫无资历的自学者大加奖掖，鼓励我认真备考，还给我寄来一包参考书。我后来又告诉他我可能遇到体检问题。先生说：只要你初试复试都表现突出，体检问题我会尽力争取解决。后来他果然这样做了。说实话我真是非常感动。“我本非良骥，愧对伯乐期；驽马自加鞭，不负恩师意。”我放弃补录而一心考研，也就不算是狂妄了。

在“早稻田大学”学外语其实从2月间报名到5月间考试，我花在专业上的时间还不算最多。当时除体检外，外语是另一个障碍。记得1977年高考时，除外语专业外，一般考生的外语成绩是仅供参考，不计入总分的。但研究生考试外语就是个硬杠。当时“文革”刚过，国人的外语水平普遍低，“黄埔一期”也不例外。尤其是中文、中医、中国史这类带有“国学”色彩的专业，导师大都主张重专业，而不过分要求外语。但总分数仍是一道坎。而赵先生当年是清华外文系出身，他还是重视外语的。我当时只读过先生的着述，对他的早年一无所知，但我自知与一般考研者不同，由于有体检的障碍和资历的缺失，我必须在其他方面样样都让人无话可说，先生才好为我争取。我虽然在农村自学过英语，但此前并没有重视。临考需要提高。而在农村别的都可以看书自学，唯有外语，在当时全无视听工具的情况下又没有老师，起码听、说都是没法自学的。我于是完全不管听说，连教科书都不怎么看（按部就班来不及），只死啃几本不同的语法书，力求掌握语法，而在语法书的例句范文中熟悉词汇的同时，还直接阅读大学外语专业高年级教材中的长篇课文以增加词汇量。由于完全不管发音，我读单词都是按汉语拼音来读的，比如home就被我读成“霍么”。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很快积累了一定的词汇量，掌握语法后就形成了一定的阅读能力。考研时是兰州大学外语系出题，我考了48分，在中国史考研者中名列第二。但是这样学的英语是既不能听也不能说的“聋哑英语”，以至于后来进校后，听研究生外语课都困难。我索性就“路径依赖”了，沿袭故技，自己就着词典和语法书看外文原?a href="/?" target="_blank">牛亩林欣斫獠涣说囊傻慵窍吕础Ｉ贤庥锟问崩鲜驳奈宜贫嵌驴问本湍迷抛纷爬鲜η虢逃肟翁媚谌莶幌喔傻囊淮蠖盐侍狻Ｕ庋芏淌奔淠冢揖尤幌仍诜职嗫际灾杏沙跫栋嗌敫呒栋啵幼旁谌Ｑ芯可煌猓ㄓ⒂铮⒍猓ㄈ沼铮┑牡谝淮?ldquo;过关”考试中，成为兰大第一批外语“过关”的研究生，而且英语成绩并列第二，日语甚至是第一。不过说实话，我也就能够应付那时的考试而已。幸好那时的外语考试都不考听、说，否则我就露馅了。而且由于过关后我就全力搞专业，不再上外语课，虽然专业中的外文资料我还是在看，但总的阅读能力并无提高。到了国外也依然是“聋哑人”。没有听、说配合，就没法真正进入语言环境，形成外语思维，随着年龄增大，机械记忆力减退，阅读能力还会下降。我常对孩子说，我的外语学习其实是不足法的。但在“早稻田大学”的环境下，不这样我还真的很难过考研的外语关。就这样，我在5月间作为唯一的“同等学力者”到县城参加了“黄埔一期”研究生考试。6月间我拿到了初试通过、去兰大复试的通知书。后来得知，在兰大同专业考生的初试中，我的两门专业课分数都是第一，外语第二，政治较差，总分也是第二。复试路费问题拿到复试通知书确实令我振奋，但还有个难题，就是路费何来？那时农村人民公社一贫如洗，即便是富裕的生产队，一个强劳力一年的现金分配也不过几十元。从我们那个滇黔桂交界的山村即便就是回一趟南宁，往往也需要家庭接济，更何况从南宁这个华南城市还要奔向西北的兰州，比到北京、上海和广州都远。本来这不是大事，家里知道我拿到复试通知书高兴坏了，他们支持我去复试在经济上毫无问题，母亲甚至还坚持要一路陪我去。但是自我下乡那天起就立志不向家里伸手，要自己养活自己，9年来一直不让家里寄钱。甚至有两次在队里分红后还寄了点钱回家，象征性地表示自己已经成人，能够“挣钱养家”了。尽管回想起来这其实很虚伪，因为不让寄钱，家里就常常寄东西，尤其是我当队里的义务卫生员时不断给我寄各种药品，用后来我妻子挖苦的话说，是“慷爹妈的慨讨好乡亲们，无非要表现你很积极”。其实这对父母而言，比寄点钱还要麻烦得多也花费得多。但是9年下来，不向家里要钱已经成为习惯。这次我也不想为复试而破例。

于是我向县知青办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也没法解决，建议我找教育局。这时我们县20多人考研只有两个人获得复试资格的消息已经传开，出于县里荣誉的考虑，教育局也认为应该支持我。可是那年的明文规定，复试费用由考生自己负担，单位不予报销。可能由于那时考研的主要是“文革”前的老大学生，他们都是有工作拿工资的，就不考虑我这个“农民”的情况。教育局的人说：即使我们去复试，单位也不出钱，何况你还没有“单位”？我说正是因为你们有工资，能够负担得起，我们这些挣工分的怎么办，不正需要你们考虑吗？结果经过“研究”，也不知道从哪笔经费中以“困难补助”的名义批给我150元，当时这算是一笔“巨款”，路费问题解决了。从山村到南宁7月初我开始复试之旅。这次旅行的一波三折出乎意料，现在想来既反映了当时我国令人难堪的交通状况，也折射出当时的社会变革。如今的“黄埔一期”回忆文章大都是讲考试的，很少有人谈旅行。我就来补补这个缺吧。我是坐着生产队的手扶拖拉机上路的。这机器曾在改革前的中国农村颇为流行，算是那时“农业机械化”水平的代表了。手扶拖拉机最早是在战后日本的小农家庭农业中流行的，引进中国却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集体经济”所用。它们大多以195型单缸柴油机配皮带传动，简单、廉价但动力不足，不知北方如何，至少在南方的粘重土壤中它根本拉不动配套的两铧犁。我们那时都是刚买的新机器就卸掉一铧，以单铧作业。这样一来，只带一铧的“拖拉机”其实就跟一头牛差不多，而这“铁牛”的购买、维修、燃料成本比牛更高，还不如牛灵活——牛能走的路它不一定能走，牛能进的小田块它进不了，牛不喝油它要喝，牛能积肥它不能。有人戏称“两台机器不如一匹牲口”。所以那时其实很少用它犁地。除了配旋耕机来碎土整地以及有时用作移动动力源外，它的实际用途主要是挂上小拖车跑运输，包括乡间的载人运输。于是又有了“牛拉犁，拖拉机赶集”之说。但是这种手扶拖挂操纵性能很差，由于没有方向盘和导向轮，只有两个驱动轮，转弯时需要放开一侧离合器才能扳动扶手使整台机器转向，转向后要及时合上离合器恢复正常行驶，更令人头大的是下坡转向还须反向操作（即松开另一侧离合器），否则就可能冲向相反方向造成危险。我在农村时曾学过修理农机，也曾下田试过两把，但从不敢上路。驾驶它跑路不仅费力，而且反应必须很敏捷，加之它的刹车也很不灵便，而它跑的往往又是崎岖弯曲的山区道路，我至今觉得这种“手扶司机”要比“方程式”赛车手难当多了。用它载客其实很不安全，发生事故时有所闻。今天印度新闻照片里很多人坐在汽车顶上旅行，引来贫穷和不发达之讥，其实就安全性而言，坐汽车顶恐怕比坐手扶拖挂还稍好。最早推广“手扶”的日本是从不用它载人的，亚洲发展中国家流行“手扶”的不少，但跑路主要靠“手扶”的，就以那时的中国农村为典型了。那时我国还没有农用汽车之说，山路上“手扶”突突突地跑，后面的小挂车上坐满了人，这是当时农村很常见的景观。

我就这样与一群赶集的老乡们一同“突突突”地到了公社，然后坐汽车上县里。从县城到南宁是与我县另一位复试者同行。他是“文革”前清华大学水利系的老大学生，湖北宜昌人，“文革”中与夫人（好像也是清华水利系同学）一起被分配到我们县，成为当时我们这个边远小县仅有的“清华人”。在“臭老九”的年代，他是县里的水电技术员（那时没有职称一说，除了“文革”前评上的工程师、教授，“文革”后就只有技术员、教师了），“粉碎四人帮”后提拔知识分子，他此时刚任县水电局副局长。那些年里，我县很多县办水电工地都是他在现场负责技术工作，而我则在好几个工地都跻身于从各社队被征调来的民工中，尽管曾当过工地上的“临时白领”如会计、报道员之类，但都是些“文科”工作，没有机会与他打交道。我对水电很感兴趣，也曾亲手安装过生产队里第一座“小水电”。在指挥部的工棚开会时，我曾翻过他带到工地的《水力学》、《泥沙学》等书，佩服得不行。我知道他这个专家，他当然不知道我这个民工。这次有机会同行，就向他请教了许多问题。一路上我们大聊水电，从小马达（小型异步电动机）用于发电的利弊，到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大工程和规划。尤其对于三峡，那时葛洲坝(5.69，0.03，0.53%)正重新上马，我们谈到葛洲坝工程对未来三峡的影响，谈到茅坪、三斗坪、南津关、美人沱等三峡候选坝址的种种故事。他说，在田林与他交谈的人，大都连三峡与三门峡都分不清，没想到还能和一个人聊起三斗坪和美人沱，可惜过去在工地时我们不认识。他又感慨地说，他这个宜昌人当初报考清华水利系，就是怀着“三峡梦”，想为“高峡平湖”干一番事业，没想到“文革”让他到田林把青春耗在了几十上百千瓦的“小水电”上。这次他回母校复试，但愿能再展宏图，以偿夙愿。遗憾的是，后来听说他的复试未能如愿，但还是调出了田林县，到南宁担任了广西水电学校校长，对广西的水电事业很有贡献。遇阻“宝天段”在南宁我们分手后，他奔北京，我赴西北。第二天在郑州火车站换车准备由陇海线去兰州，却意外地得知：由于大雨塌方，陇海线宝鸡—天水段已经中断。话说这陇海线“宝天段”是当时中国铁路着名的一大“肠梗阻”地段。由于陇山、宝鸡峡一带地质复杂，几乎年年雨季都要塌方。但是那年的塌方特别严重，宝天段中断达一个多月之久。在郑州车站我被告知铁路一时无法修好，不由得着急起来，因为复试日期已定，如果错过就误大事了。权衡一下我决定先到西安，想着毕竟是省会，交通手段应当比宝鸡多些，或许还可以逛逛这个古都。到达西安车站，已经是我从村里出发的第五天了。火车站前就在卖西兰公路的汽车票，但当天的车已发，只能次日走。那时西安到兰州汽车要走两天，明天走后天才能到，而后天就是复试之日。我想这下坏了，抓耳挠腮着急也没有办法，只好买了张汽车票，然后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廉价旅馆住下，接着就上街想发个电报告知我可能迟到的原因。然而没走多远就看见一个招牌，由于宝天段中断，民航局正在车站附近设点卖机票。我过去一看，飞兰州的机票是28元，这个价格今天还远远不够打的去机场，不过在当年可是比我们在生产队劳动一年的现金分配还多，虽然比汽车票贵不少，但傍晚就有一班，想着当晚就能到兰州。我赶紧上前购买。那时买飞机票要县级以上证明，卖票的看着我这个寒酸样问，你有证明吗？我下乡之初在贵州册亨（离我的广西插队之处仅一江之隔）曾因没有证明被“收容”过，知道在中国“盲流”的危险，所以但凡外出都开有证明。但是没想到要坐飞机，所以只有公社的证明。卖票的不屑地一瞥，说不行，这种证明不能买机票。情急之下我突然想到了复试通知书，就拿出来给他看：“兰州大学通知我去复试，这国家重点大学应该不止县级单位了吧？”

在1977/1978年高考刚刚恢复的中国，“黄埔一期”的大学生都被视为天之骄子，研究生更不用说了。听说是研究生复试的，不少乘客都凑过来看这通知书是啥样。卖票人也肃然起敬，二话不说就让我买了票，还热情地解释到哪里去等民航班车、如何上飞机等。我一看时间不多，赶紧跑到车站附近退掉了汽车票。拿上行囊就去赶民航班车。坐飞机去赶考那时的西安机场就在如今已是繁华市区的西稍?a href="/?" target="_blank">牛夥训陌喑得欢嗑镁偷搅恕Ｂ蚧币匾陨现っ鞔蟾啪退闶悄鞘钡陌脖４胧虻交本图虻チ耍衷诘幕坏腔啤⒐布斓仁中桓琶挥校搅嘶∑酒钡腔透匣鸪挡畈欢唷６一〖让挥械腔牛裁挥邪诙沙担笕丝梢宰〕档椒苫埃话愠丝椭荒懿叫谐龊蚧易呦蚝茉兜耐；海蘼酃笕嘶故瞧矫瘢搅朔苫岸嫉门老咸莸腔?/div>尽管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能坐飞机的基本都是“上等人”。我一个农民，又不是作为什么大模范由公家安排坐飞机去开会，而是自己为“私事”掏钱坐飞机，在当时恐怕算是奇遇。在那次兰大的“黄埔一期”复试生中，像我这样的农民不知还有没有，而这些复试生坐飞机来的即便有也不会多，至于同时满足这两项——一个农民坐飞机来复试，我想不但兰大不会有第二个，就是全国那年恐怕也是绝无仅有了吧。其实就是我自己，后来再次坐飞机也是在十多年以后了。在飞机上想到我们那个远离县城200里的平塘公社有的农妇一辈子连县城都没有到过，不禁感慨。古话说，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我反其意而胡诌曰：山中已九年，世上方一日；长征须百劫，鹏程起双翅。众山可俯览，星空需仰视。不负践土心，还蓄凌云志……其实我并未真的“一览众山小”，因为起飞不久天就黑了。记得几年前尼克松访华时《参考消息》曾经登过一个美国随行者的报道，有言：“喷气机时代还没来到中国”。这时也依然如此，在1978年那个时候，发达国家早已普及喷气式客机，而我国民航不仅落后于印度，甚至不如菲律宾和印尼，全国只有10架左右的喷气式客机，除了领袖专机就飞寥寥可数的几条国际航线之外，国内民航还是螺旋桨飞机一统天下。我这次坐的是苏制伊尔-18，据说1960年代这种飞机引进之初曾充当过毛泽东的专机，到1978年它也还算是我国很不错的飞机。我坐着感觉很平稳，完全没有平时听人传说的那种可怕的晕机感（当时的飞行条件下晕机是很常见的）。可是这种螺旋桨飞机噪声极大，在机上几乎不能交谈。夜间飞行也没有风景可看，其实挺无聊的。好在两个多小时后就到了兰州中川机场，我生平第一次空中旅行结束了。露宿兰州街头兰州机场至今还在中川，当时它是全国民航机场中除拉萨机场外距离市中心最远的一个。近年来我国因为经济实力增强，加上圈地方便，机场越建越大，也越建越远，全国大型机场与市区距离平均已是世界第一。但是在几十年前的当时，我国大多数城市机场都像西安西稍门机场那样靠近市区，像中川机场那样远离市中心达80多公里是绝无仅有的。当时的机场公路也不是现在这条从主城区过黄河直接北上中川的高速公路，而是大部分利用普通的兰新公路，从市区西行在黄河南岸穿过几个卫星城，到河口再过黄河转向北行去中川，不仅距离长，路况也不好。我们坐民航班车前往市区也走了两个多小时，几乎与飞行时间相等。开出机场后很长一段路完全是荒郊野外，夜里一片漆黑，连村落都很少。车过河口黄河大桥后则眼前一亮，我们进入了着名的西固石化工业区。兰炼、兰化两大公司的众多高塔灯火璀璨，燃气放空火炬彻夜通明。走出深山的我首次看到这一大工业景观，很是激动。那时我们所受的教育都是非常向往工业化的，“烟囱林立，马达轰鸣，钢花飞溅，铁水奔流”这种今天“后现代”的西方人听起来就头大的状况，当时被我们描述为绝世美景，到这些地方当工人更是我们这些农村知青最为憧憬的梦想。但同车一位兰化的干部却说这里污染很厉害，而且很奇怪，这么一片重污染的石化工业区却建在城市的上风上水处，导致西固黄河下游20多公里的兰州中心城区环境很差，“不知当初的规划是怎么搞的”。

陈仓古道遇车祸当天火车到甘谷已是下午，出了这个尘土飞扬的县城小站，站前就有不少连接水毁铁路两头的“摆渡”班车。那时宝天段铁路附近没有并行公路，由天水到宝鸡得在南北两线中择一绕行，北线绕到陇山以北，经张家川、陇县到宝鸡，南线绕得更远，要经过长江流域的徽县、凤县，先南后北两次翻过秦岭主脉到宝鸡。我们本以为摆渡车当然是走近路的，于是见车就上，车开后才得知这车是走南线的。不过南线公路较好，沿途路经陈仓古道，必有可观，我们也就释然了。从甘谷到天水，当时的公路是走塬脊，而铁路则走渭河谷，无怪乎铁路水毁而公路无损。不过这一带的黄土塬梁侵蚀严重，沟壑纵横，没什么平坦塬面，公路依山势七折八拐，路线比铁路长得多。入夜后才从天水北山脊上下来，俯视河谷里一片灯火，那就是天水市区了。那时的山区公路客运都不能夜行，我们就在天水住宿过夜。次日一早即放车南行，翻过麦积山附近的秦岭余脉到达娘娘坝，进入了长江流域。黄土塬谷逐渐变成青山绿水，景色相当宜人，不过道路却愈加险峻。白天连续经过徽县、两当两个县城，夕阳西照时进入了嘉陵江上游峡谷，与宝成铁路交错并行，溯江北上，再翻过秦岭就可以到宝鸡了。这里地势更险，沿途多处有关塞废墟，嘉陵江峭壁上不时可以看到古栈道遗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六出祁山”、“铁马秋风大散关”等故事都发生在这一带。我真是大饱眼福，可惜当时没有照相机。后来我曾经由宝成铁路多次经过此地，但是火车在这一带基本都行驶于隧道中，再见不到如此景观，而且据说这几十年的经济发展也导致“旧貌换新颜”，即便为开发旅游而对古迹进行“修旧如新”的“维护”，也常常是不伦不类了。我正庆幸沿途能见到如此景致，可谓不虚此行，甚至铁路中断也是“坏事变成好事”了。不料乐极生悲，车过双石铺不久，一处急弯使司机打方向盘过猛，汽车翻到了路边排水沟中。好在是靠山一边，如果翻到峡谷一边，我大概就不可能写下这段文字了。惊魂甫定，我们下得车来，只见汽车两轮陷沟，两轮悬空，虽说万幸没有翻得四轮朝天，众人也没有死伤，可这车是没法动弹了。那时没有“移动通信”，不能就地求援，只能等过往车辆前去城里报信。偏偏几辆货车驶过都未停车，我们的司机骂他们见难不救，而乘客责怪司机开车莽撞，陷我们于此前不巴村后不着店之地进退不得。过了一个多小时情况仍无转机，眼见天色已晚，我不由得烦躁起来，在公路上走来走去。不料绕过一个弯子，看见一处岔路口，路牌上写着到太白若干公里。根据我平时看地图的印象，得知这里是川陕公路与凤县—太白公路三岔口，北行到宝成铁路凤州车站应当不会很远。凤州是快车经停站，到那里就不愁了。于是我回来对师兄说，与其在此傻等，不如干脆自救，我们走到凤州去找火车得了。但是师兄说已经天黑了，离队独行不好，也不能确知火车站有多远，到了车站谁知道下一班去宝鸡的列车又是什么时候，没准比救援车还慢呢。还是再等等吧。我一想，师兄是要回河北，只能走陇海线，他是必须要到宝鸡的。而我是回广西，到不了宝鸡也可以由宝成线南下走四川、贵州回去，凤州南下北上的车次应该不少，我都可以坐，不会久等的。反正我俩到宝鸡也要分手了，不如就此道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