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金融风暴：滥发铜元 致政府信用崩盘

大清帝国的宪政考察团，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居然是考察银行。

此时的大清金融业，正以一种特殊方式绑架了国家的经济，并成为一大政治问题。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铜元货币铸造的大跃进。这一年（1905年），大清帝国的铸币机规模，居然达到了846台，如果全部开工，每年可熔铸铜块1.87万吨，可生产铜元16.431亿枚，4亿中国人人均40枚。上海西人商业会议惊叹，“中国人要举其所食五谷，倾其所穿衣物，尽其所居房舍乃至所生子女，都拿来换铜以赶制货币吗？”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生财捷径铸币大跃进的动力，一是地方政府的政绩需求，二是币制落后带来的市场需求，一个拉、一个推，铸币就成了各地最为短平快的支柱产业。

始作俑者，是李鸿章。甲午战争前后，因为旧法铸造制钱（即旧式的外圆内方的铜钱）成本过于高昂，中央下令停铸，但机铸铜元的诞生却一直延迟到了1900年。这年，李鸿章南下出任两广总督。两广正面临经济危机，李鸿章到任后，一方面通过严打，整顿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则报请中央，开始用机器铸造铜元，以缓解市面上的钱荒，拉低银价。大清国的第一批机铸铜元，就此上市。继广东之后，福建、江苏也跟进用机器铸造铜元，因其品质优、成本低，中央在1902年2月下令“沿江沿海各督抚筹款仿办，即就各省搭铸通行”。这不仅给铜元发放了通行证，而且也将造币的权力赋予了各省--事后证明，这造成了金融领域的各自为政，加剧了全国的金融混乱和各省的离心倾向。铜元投放市场的开始阶段，大大满足了各省贸易的需要，并且，因为制钱的长期匮乏，造成铜元的市场价值超过面值，官定兑换价是1银元换100铜元，而不少地方都只能换到88~95枚左右，铜元升值幅度达到5%~15%。铜元的流行与坚挺，拉低了物价，“衣食各物，均皆价廉”，对主要使用小额货币的普通百姓大有裨益，因此，仅天津一地，“合津街市无不遵章周流铜元”。而使用大额货币白银的商家，也没吃亏，商贸的顺畅及物价的稳定，令他们获得了更大的“维稳红利”。对于负责铸币的地方政府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在于，铸造铜元本身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生意。铜元是一种名义货币，其实际价值远低于币面价值，以面值“当十”的为主--即1枚铜元相当10枚老式制钱，1两白银的官方牌价是100枚“当十”铜元。最初，铸造铜元的原料，来自回收的制钱，而机铸1枚“当十”铜元，只需要溶化3.7枚制钱，其价值却等同于10枚制钱，这就意味着官方铸币可以获得至少63%左右的毛利。当市面上的制钱逐渐稀少后，中央又批准可以使用紫铜铸币，成本更低，而有的省份不顾中央反对，坚持用掺杂了铅的黄铜铸币，又将成本推向新低。这令铸币成为地方财政增收的主要渠道。在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的第一场“金融战役”中，他就依靠大规模推行铜元，而战胜了史称“贴水风潮”的金融危机。这场危机，除了不良商人过度投机造成之外，还有个很关键的技术因素：缺乏货币。直隶地区的主币已经多使用“银钱票”--钱庄任意出具的票据，其因缺乏准备金，而大幅贬值，最终引发了灾难性的“贴水风潮”；而辅币则大量使用竹片、洋铁皮和纸条以供找补，市场一片混乱。袁世凯超常规促使直隶银元局恢复生产，1100万枚新铜元在数月内就投放市场，对救市成功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直隶银元局，不仅帮袁世凯渡过了难关，而且成为一只会下金蛋的老母鸡。从1902年到1907年的4年多时间内，该局铸造的各种铜元，其面值相当于68000万枚“当十”铜元，铸币获利193万两白银。这批利润中的128万两，被袁世凯用于军警建设和军械购置，62万两则全部用于开办实业、推广教育等新政。铸造铜元，大利当前，各地纷纷上马，“利之所在，孰肯相让。于是争先恐后，百事废置，而为铸铜元之为务”。自1902年中央开闸放行之后，当年除了直隶之外，还有安徽、湖南、湖北，总共4省开始铸造铜元，到1910年，全国自铸铜元的省份达到19个省，超过当时70%以上的省级行政区划。有的省甚至设了多家铸币厂，最夸张的属江苏，共有7家铸币厂。

这些不同省份的铸币厂，开足马力生产铜元。据梁启超统计，1904~1908年，全国共铸造了124亿2667万枚铜元。《申报》在1910年的估计更为惊人，说是全国共有722亿枚铜元在流通环节，正规铸造的和走私铸造的大致各半。走私的铜元，大量来自日本、朝鲜。日本人在上海和天津租界内开炉铸造，客户要哪个省的，他们就铸造哪个省的铜元，根本无视中国的金融主权；而已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为了逃避日本人用镍铜币强行取代朝鲜红铜元的掠夺政策（比价是1∶10），而低价向中国走私倾销红铜元。这些都大大抬升了本就高企的中国铜元流通量。对于负责铸币的地方政府来说，更大的吸引力在于，铸造铜元本身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垄断生意。这样的疯狂，开始引发了雪崩。据梁启超《滥铸铜元小史》统计，这年的铜元兑银元汇率，从6月间的1元银元兑换96枚，跌到了年底的107枚，这意味着铜元的面值贬值了10%左右。随后一路狂跌，到1910年则达到了175~180枚，铜元面值贬值高达80%。物价因此飞涨，民生凋敝，重演了1902~1903年的“贴水风潮”惨剧。这一史称“铜元危机”的金融风暴，因铜元的失控现象遍及全国，其规模和危害远较“贴水风潮”为甚，不仅造成经济萧条，更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央与地方的隔阂与矛盾日益尖锐。中央试图整顿，在这年下令将各省的造币厂统一收归中央，以直隶银元局为基础，成立户部造币总厂，各省的局厂一律改为户部造币分厂，废除各省原有的铸币旧模，统一铜元及银元的式样、成色和名称等。但是，地方政府推行新政以来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铸造铜元成为增加财政收入的支柱产业，中央的整顿最后仅仅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的造币厂，实际上依然是各自为政。当时大多数官员都认为，铜元危机的根源在于货币的过度供应。如袁世凯在1907年给中央报告说：“臣维经济之定理，以供求适当为目的。供不给求固穷，供过于求，亦适以致困难”，“为今之计，惟有暂行停铸铜元，一面亟行设法”。铜元停铸的确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各地政府的财政与铸币产业挂钩过于紧密，各地督抚群起对抗，从四川开始，不少省份都提出了种种理由，中央无奈之下只好同意开口子，结果口子越开越多，铜元停铸半途而废。其实，铜元危机的实质并不在于货币供应过剩，而是货币供应地域分布不均。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无论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还是“市长”这只看得见的手，都是残缺而功能不全的，一些中心城市因铜元过于集中而造成拥堵时，很多边远地区依然在饱受货币投放不足的烦恼。银两、银元，制钱、铜元，都在同时流通，而且一个地方一个花样，大清国这样一个公认的中央集权国家，却根本没有一个大一统的货币度量衡。同样的金融乱局，在1899年和1904年引发了两次财经整顿，但都虎头蛇尾收场。1899年的整顿，由军机大臣刚毅主持，1904年的整顿，由兵部左侍郎铁良主持，因此，被媒体称为“钢铁”（刚、铁）整顿。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开始，为了应对繁重的军饷等各种开支，大清国的中央财政不断向地方放权，战后，这一放权模式延续下来，在改革中，本应由中央统收统支的改革经费及各种对外赔款，也被分割后摊派给地方。为了让地方政府接受摊派，中央一边高举组织人事权这一大棒，进行逼迫，一边高举政策倾斜的胡萝卜，不断地开口子准许地方开征新的税负--显然，这种竭泽而渔的方式，造成了权威资源的不可持续、不可再生的滥用，在丧失了对地方财政实际控制权的同时，中央也丧失了更为宝贵的权威资源。

铜元危机的背后，其实是币制危机，币制危机的背后，其实是政治危机--这个大一统的国家，就是一袋马铃薯而已，当中央的袋口无法扎紧时，马铃薯就到处乱滚。这或许正是帝国宪政考察团将银行列入考察范围的重要因素。载泽详细记载了法国财政部官员有关银行信用的讲解，显然，他被深深触动了。法国人说：“所行钞币，必先范以规则，行有存金，以作纸币之实，方能保其真值，不致导于虚空危险。”而控制钞币发行量，则是保持银行信用度的最有效途径：“钞票之数，固日有所增，然必以存金与信贷之数增长，则钞乃可增，否则必有虚悬危险之机。盖由商业日盛，母财日增，必利用钞币以济。故钞币之数，必与本国实有之金数为比例。”（载泽《考察政治日记》）只是，帝国中央日益式微，还有什么政治资源能够阻止金融信用、乃至政治信用的崩盘呢？雪珥，澳大利亚太平绅士，职业商人，中国改革史研究者，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着有“中国改革史系列”《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辛亥计划外革命》《天子脚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