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时间，德国社会各界展开了一场热议，话题既不是德国的军费要不要增长，也不是德国经济明年应走向何方，而是应不应该允许德国人带薪休病假。或许正应了那句德国谚语——“生活是具体的”。

　　前不久，受德国公立医疗保险公司DAK委托，德国健康研究机构IGES研究所对2019至2023年间超过240万名受保人及7000多名就业人员进行了评估，结果显示，2021至2022年间该群体的缺勤天数增加了近40%，年人均缺勤天数从15天增加到20天左右。

　　对此，安联保险公司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认为，德国员工的病假天数很高，平均每年20天，而欧盟的平均病假天数仅有8天。梅赛德斯-奔驰集团首席执行官康林松也在采访中表示，在德国请病假太容易了。康林松甚至质疑德国员工的请假程序，与分布在全球各地的奔驰工厂相比，德国本土员工的请假频率是其他地区工厂员工的两倍以上。康林松每年都会与公司内部的医生商谈，希望可以采取措施改善这一现象，但在医生看来，除了让生病的员工好好休息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对此，康林松表示，希望能采取一些政治手段来降低德国居高不下的病假率。

　　高病假率不仅发生在奔驰集团，也发生在德国其他企业。德国钾盐集团首席执行官布克哈德·洛尔表示：“目前整个德国的病假率都高于平均水平，我们集团也受到很大影响，并因此调整了下一年度的生产计划。”特斯拉在德国的工厂经理曾对个别患病员工进行“突击家访”，结果却发现该员工并没有任何异常。

　　DAK公司则认为，病假流程的电子化是数据急速增加的原因之一。随着电子病历的引入，员工请病假的流程比以往更加便捷，所有病假条都会100%记录在案，而此前员工通常会需要将假条寄给雇主。调查显示，超过36%的员工表示自己曾经打电话申请病假；72%的员工表示自己没有去医院就请了病假，因为身体状况不允许他们去看医生，他们也希望避免在候诊室传染给其他患者。尽管没有证据表明员工在利用系统性漏洞，即滥用电话请假，但确实有不少人认为这是德国病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

　　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主席莫妮卡·施尼策呼吁终止电话请病假的做法，她认为其中存在“错误的激励机制”。奥利弗·贝特也提议重新引入病假等待日制度，即员工需要承担自己生病第一天产生的费用，这将很大程度上减轻雇主的负担。德国病假等待日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被废除，但在瑞典、西班牙等国家仍然存在。

　　这个提议遭到了德国工会联合会等组织的强烈反对，该联合会认为，一旦带病上班的人数增加，将带来相应的成本，并引发冬季大规模的感染和工作事故。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以下简称“基民盟”）员工协会公开反对取消病假首日支付工资的规定，该协会主席德尼斯·拉德克表示，这个提议完全不可接受，他认为这种提议是出于“对员工的不信任文化以及来自高层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如果这一提议顺利通过，将导致部分员工带病工作，从而危害他人健康，也会引发社会矛盾。基民盟议会副党团主席塞普·穆勒则认为，德国的社会制度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件事。

　　左翼党也拒绝重新引入病假等待日制度。左翼党党主席范·阿肯要求基民盟、社民党和绿党的总理候选人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承诺，企业需继续在员工生病的情况下支付工资。他认为，停止支付生病首日的工资是短视且不负责任的行为，这会在员工中产生恐慌，而且不能改变目前高病假数量的情况。与此同时，他呼吁提高最低工资标准，采取措施改善患病率较高地区的工作条件。预计随着今年2月德国大选的临近，有关病假制度的讨论也会越来越激烈。

　　 （本报柏林1月22日电 本报驻柏林记者 焦授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