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美国终于发现自家连个口罩都造不出来的制造业出了大纰漏，大力推行“制造业回归”战略。其中动静最大的通胀削减法案更是投入了近3690亿美元。

然而，直至2023年，美国制造业回流所创造的新增就业岗位约为35万个，但大多为低附加值的装配岗位，未能有效带动美国核心制造业的全面复兴。

其中日本和韩国作为美国远在东亚的小弟，更是听信了美国的利诱，“不远万里”到当地投资建厂，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富士康都黯然收场：美国制造业究竟咋了？

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资项目，曾被誉为美国制造业回归的明星案例。2017年，富士康宣布将斥资100亿美元，在威斯康星州打造一座顶尖的LCD面板工厂，并承诺将创造13000个高薪就业岗位。当时，特朗普总统亲自为该项目站台，称赞其为美国制造业复兴的标志性事件。

岁月流转，富士康项目的实际进展却与预期大相径庭。截至2020年，该项目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尚不足1000个，与当初的承诺相去甚远。同时，工厂规模也从原计划的10.5代液晶面板厂大幅缩水至6代，并最终转型为数据中心、医疗设备制造和科技研发等领域。

造成这一困境的核心原因，是威斯康星州本土供应链的不完善。威斯康星州缺乏与液晶面板制造相关的产业链配套，从原材料、零部件到生产设备，均需从亚洲进口。富士康要在美国实现大规模制造，这无异于需重建整个产业生态，既要庞大的额外投资，还涉及到复杂的技术转移。

由此可见，美国试图在高端制造领域重现工业帝国的辉煌，但现实却充满了挑战。尽管美国政府投入巨资建设工厂，并吸引海外企业入驻，但本土技术工人的短缺、供应链的不完善以及高昂的劳动力成本，都在不断削弱美国的制造业竞争力。

日韩“心甘情愿”助力美国制造业回流？

表面上，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意在重振中西部那些已显颓态的地区，并恢复当地的就业机会。然而，深入探究可知，其背后的主要动机实则是冷战思维在作祟。

以半导体产业为例，美国本土的半导体产能仅占全球的一小部分，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却牢牢掌握着全球绝大多数的先进芯片供应。这种局面让美国深感忧虑，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美国的科技安全和经济命脉。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美国策略性地提出了“友岸外包”的概念。

“友岸外包”的核心意图，在于将部分制造环节逐渐转移至被美国视为“可信赖的盟友”的国家，如日本和韩国。这一意图在美国与日韩签署的《供应链战略框架协议》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该协议明确要求，日韩在半导体和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等关键领域，增加对美国的产能供给。

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和韩国虽然表面上与美国合作意愿强烈，但背后却隐藏着诸多无奈与纠结。美国推出的《芯片和科学法案》，看似为日、韩提供了诱人的投资补贴，但条件是必须在美国采购至少75%的零部件，并逐步减少对中国的供应链依赖。

三星电子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半导体工厂，为了迎合美国的要求，不得不重新寻找本土外包伙伴，并在美国境内寻找新的供应商。这个过程耗时数年，而且成本可能会飙升30%左右。

白宫期望日、韩能在美国本本建立完整的生产线，但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因为核心材料仍依赖日本供应，而日本企业并不愿意搬迁生产线。这对于日本和韩国来说，都是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

虽然日本和韩国企业在美国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它们的收益并不尽如人意。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日本企业在美国的制造业投资总额已攀升至约635亿美元，其中45%集中在汽车及零部件生产领域，但这些巨额投资大多未能如愿实现预期的产能目标。

比如本田汽车在俄亥俄州的电动汽车工厂，在投产的第一年就遭遇了电池供应链的严重问题，导致产量锐减了30%。韩国的情形也颇为相似，三星电子和SK海力士在美国的半导体产能，仅占其全球总产能的极小比例，不足5%。

2023年，韩国半导体产业协会发布的一份深度报告，更是揭示了美国问题的严峻性。尽管美国提供了诱人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政策，但由于劳动力成本高昂、技术人才稀缺以及配套设施的不完善，许多项目的整体效率受到了严重制约，甚至有个别项目被迫中止。

美国的工业底子为何衰退至此？

美国制造业的衰落并非一朝一夕造成的。技术工人的短缺，是美国高端制造业回流的一大绊脚石。高端制造业对技术工人的要求极高，需要他们具备精密操作和维护自动化设备的能力，还要能够管理复杂的生产流程。

想当年，美国曾是全球制造业的佼佼者，引领着全球工业发展的潮流。然而，随着制造业的外包浪潮和低技能岗位的流失，美国的技术工人队伍也在逐渐萎缩。从1987年至2021年，美国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约1900万锐减至1200万左右，降幅近四成。

尽管在此期间，美国制造业的产值有所增长，但主要得益于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实际上美国对工人的需求已大大减少。矛盾的却是，在高端制造业领域，自动化仍无法完全取代高素质劳动力，特别是在进行精密制造和高附加值产品生产时，技术工人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但美国却极度缺少此类高端技术工人。

美国在培养技术工人上已经显得有些力不从心。高端制造岗位往往需要多年的专业培训和实战经验，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却更多地侧重于培养管理和服务业人才。虽然美国社区学院和职业技术学校也在积极努力，但要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技术工人，仍需时日。

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美国每年培养的工程类毕业生数量仅为中国的四分之一，技术人才缺口高达数百万。若制造业复兴缺乏坚实的人才支撑，其前景将不容乐观。

在重建制造业体系的征途中，供应链问题成为了美国的另一大障碍。以芯片产业为例，尽管2021年美国政府通过了《芯片法案》，并慷慨承诺投入520亿美元以促进芯片制造业的回流，但一个大型芯片制造工厂的建设周期漫长，从启动到初见成效至少需要3至5年的时间。

而且，芯片制造所需的上游原材料和设备中，约有70%都依赖于亚洲国家的进口。美国的制造业供应链高度依赖全球市场，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日本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要实现供应链的本土化，需重新构建整个产业链条。全球供应链的复杂性，使得本土化变得更加困难。

高昂的劳动力成本，也是美国制造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关键因素。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美国制造业工人年均收入约为7万美元，相比之下，中国制造业工人年均收入只有1.2万美元。尽管自动化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持续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生产效率，但这样的工资差距仍然难以弥补。

美国政府虽然希望通过自动化来替代部分人工成本，但现实是，自动化设备的研发、维护和升级，也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技术工人，而这类人才在美国，同样临严重短缺的困境。

与中国相比，美国在技术工人培养、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链条完善方面的投入，均显得相对不足。早在2000年，中国便前瞻性地实施了“人才强国”战略，设立了技术教育专项基金，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了职业技术学院，为制造业输送了大量技术工人，确保了人才的充足供应。

中国能从美国制造业困境中，学到什么？

同时，中国“新基建”战略也令人瞩目。我们的高速铁路网，如蜘蛛网般遍布全国，智能化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中国制造业，在面对外部挑战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韧性，和强大的应对能力。相比之下，美国之所以在制造业方面陷入困境，根源在于其缺乏长远和系统的规划。

因此，中国必须从美国的经历中汲取教训，绝不能轻视制造业的发展。无论未来环境如何变化，都要坚守制造业这一国民经济的基石，确保其坚如磐石，屹立不倒。

参考资料：

美国两次“再工业化”及中国制造业的战略选择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21

先进制造：美国的新创新政策: 美国制造业创新的历史、现在和未来 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