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孙中山生于1866年，陆皓东生于1868年，章太炎生于1869年，黄兴生于1874年，陶成章生于1878年，宋教仁生于1882年，邹容生于1885年……这些出生在19世纪的“60后”“70后”和“80 后”们，毕竟与你我不同，他们看到的是软弱腐朽、愚昧反动的清政府，是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国家，是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世态和深陷泥潭、奄奄一息的中华。

　　当“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等相继失败，陆续成为历史摆在他们面前时，风华正茂的爱国者们已经不再相信皇帝，不再相信清政府，更不再相信封建专制，而是开启了用民主共和挽救中华民族的思考与探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各地陆续起义，先后有15个省宣布独立，瓦解了清朝的封建统治。清室被迫放弃爱新觉罗氏“天下共主”之地位，接受了“五族共和”。

　　二

　　早在1906年，孙中山曾非常明确的指出：“民族主义并不是要排斥不同种族的人……民族革命是要完全消灭满洲民族，这话是错误的。”

　　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的刘揆一也强调，要联合五族革命志士，共同组成革命团体，推翻清政府的统治。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章太炎即致信留学日本的满族学生强调革命成功后，“君等满族，亦是中国之民，农商之业，任所欲为，选举之权，一切平等”。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孙中山在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强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中华民国继承了清朝的疆域，将“五族共和”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总原则。

　　之后，民国政府在1912年1月5日发表的《宣告各友邦书》中特别表示：要平等对待各族人民，凡是在中华民国法律权威下安居乐业的满族人民，都应当一视同仁，受到中华民国的保护。同时，在给蒙古王公和满族贵族的电报中，孙中山进一步明确阐述了“五族共和”思想。他提出，消灭专制并不是对满族的敌意，而是迎合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愿望，不分汉、满、蒙、回、藏，与各民族共享人类自由。

　　而清政府最终也接受了“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在《清帝逊位诏书》中，明确提到“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同时又明确了各族一律平等。基于此， 南北双方就建立一个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达成了共识，保证了多民族“国家的延续性”。

　　北洋政府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继续坚持“五族共和”，强调蒙、藏、回疆各地方同为国家领土，蒙、藏、回疆各地方之民族俱为国民；不再使用藩属名称，不再设置理藩专部，成立蒙藏事务局(后改为蒙藏院)，主管蒙藏地方和回部土司行政事务，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边疆民族治理机制，基本保持了对边疆地区的统辖关系。

　　这一时期先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 “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 “五族国民合进会”等团体，尝试化除“汉、满、蒙、回、藏”的畛域，联合各民族共同发展。

　　可以说，伴随着辛亥革命的不断发展和成功，“中华民族”认同开始超越了各族之间的身份差异，转而进入到塑造“国民”、构建新的“民族国家”的理想追求中。

　　三

　　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界虽有激烈论战，但主流共识仍是“化除满汉畛域、各族混成一体”，为“五族共和”的提出和相关政策的实施奠定思想基础。

　　晚清时，中国的许多民族被西方学者称为“汉民族”“满洲民族”等，但梁启超指出：“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更是从族群历史演化的视角对华族、蜀族、吴越族等中国古代族群作出定位，认为这些都是自有史以来即居于中国的群体，都属于“中华民族”。

　　及至1911年，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成立，“中华民国”的国号和“五族共和”的理念一道，极大的促进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广泛传播，也极大的拓展了“中华民族”概念的传播范围，甚至在蒙古文、藏文里也出现了“中华民族”的对应词语。一些如“中华自治协会”“中华教育改进会”等，以“中华”为名称的团体纷纷建立，积极促进各民族间的交往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

　　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道中华微信公众号 俞广衍 王奕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