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年来，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合作越来越广泛而深入，中国-拉共体论坛等合作机制成为加强中拉关系与合作的重要平台。相比之下，美国用狭隘的意识形态论调处理同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在各领域追求“安全优先”，试图通过拉“小圈子”孤立中国，限制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影响力。中国和拉美国家要警惕美国这一战略转向，并以新型合作模式予以应对，实现互利共赢。

　　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的合作显著增强。自2015年起，中国-拉共体论坛，特别是其工作和合作计划，已成为双方在文化、体育、贸易、投资、技术、基础设施、旅游和电信等广泛领域合作的重要平台。但美国近期对中国采取的措施正在令这种合作受到质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应为新形势做好准备，以继续长期合作。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2017年甫一上任，就明确坦言与中国的竞争日益激烈，并提出了“大国竞争”的概念，打算以一己之力抗衡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自2021年以来，拜登政府不仅保留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的所有打压手段，包括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所有额外关税，而且还加强了这些政策。在“投资、竞争、结盟”的旗号下，2022年，美国两党一致通过了《通胀削减法案》等三项法律。根据这三项法律，美国共计划斥资约3万亿美元来对抗中国的竞争力，相当于美国GDP的10%以上。

　　此外，自2022年以来，拜登政府已明确表示，遏制中国是其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而与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关系将被置于次要地位。这意味着贸易、投资、文化、教育交流，以及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其他方面都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财政部长耶伦也都多次强调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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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针对中国的新战略，对第三方有何影响？

　　首先，鉴于美国在国际关系各个领域追求“安全优先”的激进态度，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关系不可能“一切照常”。为了将第三方与中国对立起来，美国正软硬兼施地要求其他国家全盘复制美国的法规和手段，限制他们与中国的接触和合作。

　　其次，美国的“安全优先”战略已经公开化，要求其他各方与美国对抗中国，并提出了具体的贸易和投资激励措施。如果哪个国家不接受，就要付出代价，并被排除在美国的“圈子”之外。

　　第三，美国国内反华情绪严重，今年的总统竞选活动更是加剧了这种情绪，这决定了拜登政府正在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跟随美国对抗中国。美国要求他们限制中国的存在，效仿美国近年来的“脱钩”做法。在此过程中，美国一步步地将二战后自己一手创建的机构和机制边缘化，例如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互惠和最惠国原则。这些机构和机制构成了当前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的基础，而美国在其“安全优先”战略下的单边决定正在破坏这些原则。

　　这对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影响深远。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多地要求墨西哥等国家效仿美国的法律和制度行动，例如按照美国海外投资委员会的标准，限制和禁止中国投资。大多数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没有这种审查工具。另一方面，美国的“安全优先”措施非常具体。如果墨西哥希望在继2023年之后继续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它的对美出口产品中就不能包含中国生产的增值部件，否则将被征收关税。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现有双边协议，例如2020年签署的《美墨加协定》，明确预见了这种情况。其他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也面临类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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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安全优先”战略和中美对抗，对现有的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的合作，特别是在社会经济领域，如本世纪以来非常活跃的贸易、融资、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构成了巨大挑战。除此之外，影响也扩展到了其他领域，例如文化，甚至美国的孔子学院也因为现有的中美紧张局势而大量关闭。

　　拉美和加勒比国家与中国不能对这些挑战视而不见。尽管中国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但美国仍然是大多数上述讨论事项的主要“参考系”。从中拉论坛等区域合作机制，到涉及所有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其他双边机制，都应明确讨论当前和未来合作计划的选项，明确将美国“安全优先”战略的影响纳入考量。这些区域和双边机制大多是几十年前创建的，那时还没有“安全优先”的概念。从贸易到基础设施、投资和文化活动，这些机制必须要进行现代化改造，进一步挖掘合作潜能，以应对美国“安全优先”战略带来的新挑战。

　　否则的话，不仅拉美和加勒比国家政府和在该地区运营的中国公司将面临更大的压力，而且还会在短期、中期和长期内产生不必要的不确定性，例如中国在墨西哥和秘鲁钱凯港的投资项目。这样的项目未来还可能更多，它们是新型中拉合作的代表，但显然面临着新的全球挑战。对于今天的中拉合作而言，过去的那种旧模式恐怕再也走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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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原文发表在中国日报国际版，原标题为 "Trade fortification"

　　出品：中国日报中国观察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