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期间，对世界大势“东升西降”的判断曾经获得过较多的共识和支持。但是这两年，随着美联储加息导致美元指数上涨，以及俄乌冲突引爆东西方冲突和对抗之后，有不少人开始质疑这种判断，在美国舆论场中更是出现了所谓“中国见顶论”的说法。

西方究竟有没有衰落？东方的上升是否可持续？这是放在中国的决策者和战略圈面前的时代之问。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决定了我们未来的选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将塑造21世纪前期的世界基本趋势。对于如此宏大且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有所深思。

首先，从认识论上讲，东升西降的问题并非一个纯客观的事实判断，而是一个主观认知和客观事实交错共生的问题。

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重大区别：前者基本是纯客观事实，后者往往是客观与主观共生的问题。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其结构、功能、性状与变化趋势，通常跟我们如何看待它、如何定义它没有关系。比仿说，地球绕着太阳转，月亮绕着地球转，这些都是客观事实，即便全人类统一认识、施加意念，也不能把大地变成平的。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很多事物，它的性状、结构和变化趋势，与我们如何认识它，以及基此认识而如何行动，有着重大关系。这种自我实现的预言，在社会政治经济运行中非常常见，乔治·索罗斯称之为“反身性”（reflexivity），并以此建构自己的投资逻辑。比如，当大家都预期某一家大企业即将衰败倒闭，则上游供应商不敢再给他赊账反而开始催款，银行也开始抽贷，下游渠道商也不再将其商品放在货架前列，甚至其公司内部的技术骨干和销售核心都开始考虑竞争对手提供的岗位；由此，集体认知和预期会塑造利益相关方的行动和选择，大家的行动和选择又反过来证实和强化了大家的认知，从而加速这家企业的败亡。

西方的衰落，显然更符合后一种类型。美国人口占世界的4%，其人均素质和努力程度并不特别高，其制度也存在很多基因性缺陷，但却占据了世界GDP的25%左右，它对世界事务和国际共识的塑造能力更是远超其经济占比。美国在世界上所占的财富和权势与其人口占比之间的巨大落差，源自于地球村居民们的集体认知、分工和选择：世界各国容忍美国国债僭越黄金而成为全球储备资产和信用之源，全世界的财富最终都储蓄到美元资产中；全世界最聪明的年轻人都到美国的名校留学并尽可能留在美国，因为在世界市场的中心地带工作才最有可能获得最好的福利薪酬，在那里创业才可能获得大额的风险投资；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不敢得罪美国，其中很多国家甚至主动与之结盟、配合，以求其市场准入、安全保护和技术溢出。这一集体行动和网络效应成倍地放大了美国的能力和财富，因此我们在研究和估算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时候，必须考虑这种网络效应带来的扭曲与放大，必须考虑到美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而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帝国。

对于世界上绝大部分中小国家而言，他们自身的选择对于大局没有多少影响，事实上他们也没有太多选择；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具有系统性影响的大国而言，美西方是否继续降，究竟是缓缓下降还是断崖式下跌，则在很大程度上与我们自身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关系。作为全球制造业最集中最有效率的供应链所在地，中国的大规模出口和高储蓄率支持了美元在全球市场上的购买力。在俄乌战争、中东冲突持续蔓延的今天，中国事实上已经成为世界和平的最后捍卫者。对于21世纪的中国而言，西方霸权的生死就如同是薛定谔的猫：揭开盖子猫就死了，不揭盖子，盒子里的猫可以长期存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