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盘陀像。图据三苏祠

封面新闻记者 王越欣 摄影报道

在中国历史上，苏东坡是个近乎完美的文人，要政绩有政绩，要才华有才华；天文地理、诗词歌赋、酿酒种田、治水治病无一不通。不仅如此，他身处逆境仍乐观旷达，落魄被贬仍能不忘初心，为民做事；这样的苏东坡谁能不爱？

那么苏轼何以成为苏东坡？西华大学潘殊闲认为，这与他所出生成长的地理空间——巴蜀地域及其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巴蜀文化孕育了苏东坡，而苏东坡更是巴蜀文化的第一代言人。”潘殊闲说。

潘殊闲教授接受专访。

东坡为啥多才多艺？

潘殊闲说，要想探究苏东坡“走红密码”，首先就得从他成长的土壤去寻找。

苏轼出生于公元1037年的北宋。这个时期的巴蜀大地，在大禹、李冰父子治水之后，早已变成了良田肥沃的天府之国。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蜀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由于基础好，蜀人在种地上不需要费太多功夫，农闲的时候就相对较多。那这不干农活的时候，蜀人都在干嘛呢？

“学习，追求进步。”潘殊闲说，自汉代蜀郡守文翁以文化蜀后，蜀地一直保持着耕读传家的良好风俗，至今“好文雅”。此外，蜀地远离政治中心，受战争侵扰较少，因此蜀人更有条件和兴致去享受生活。“从古至今，川西平原这一带的百姓有着悠闲放旷的性格和诙谐享乐的情趣，他们既能吃苦，也懂得享受，茶馆文化、美食文化、美酒文化、歌舞文化成为了这一地区的标志。”

苏轼生活的眉山位于成都平原南麓，距离成都很近。生长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中，苏东坡自然也染上了浓郁的川西情调和天府神韵。他热爱生活，兴趣爱好广泛，还多才多艺。“他喜爱美食，还会酿酒、茶道，同时对自己和他人也很会‘开玩笑’，从这些方面，都能看到巴蜀文化对东坡潜移默化的影响。”潘殊闲说。

潘殊闲所著《区域文化视野下的巴蜀文化研究》，里面详尽阐述了巴蜀文化对苏轼的影响。

东坡何以“不忘初心”？

作为“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千年英雄，苏东坡能受到世界“苏粉”的喜爱，不仅仅是因为他顶配的才华和技艺，还有他独特的人格魅力。而苏轼为人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和以民为本的做官思想，其源头也正是巴蜀文化。

北宋初期是一个儒、释、道三家思想并存融合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而这三家思想在文化昌盛的蜀地，发展得更为辉煌灿烂。尤其是“习儒诵诗”的学术氛围，在蜀地及眉州尤为浓厚。作为蜀中学子，三苏父子，尤其是苏东坡，受到了这三种思想的深刻影响。苏东坡既学儒家，也对佛道两家十分感兴趣。儒释道三家思想，可谓贯穿了苏东坡的一生。

潘殊闲教授在资料室查阅资料。

“儒学是苏东坡思想的根基，也是他的人生底色。”潘殊闲说，和中国万千传统士大夫一样，苏东坡的思想有着为国为民、“兼济天下”的特色；但苏东坡又与他们不太一样，那便是即使几经贬谪、处在人生最倒霉的时候，他仍然初心不改，发挥自己的能量为当地老百姓做事。就连东坡在暮年之时总结自己的一生时，都认为自己的“平生功业”不在春风得意的徐州、杭州等为官之处，而是在谪贬的黄州、惠州、儋州之地。

如果说儒学是东坡逆境向前的根本支撑，那学会面对、化解真切的苦难则是佛禅思想和老庄思想在“帮忙”。“在被贬黄州的日子里，苏轼更加偏爱陶渊明的书籍，同时也开始深入研究佛理。”潘殊闲说，在黄州，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东坡身上达到了相融合的境界，而这也使苏东坡拥有了在苦难中超脱出来的能力，以及旷达、淡泊、宁静的风格气度。而这些品质，正是巴蜀文化的特质。

西华大学里的巴蜀文化名人墙。

“所以说，巴蜀文化滋养了苏东坡，但反过来，苏东坡的坚韧、旷达、幽默、风趣，是对巴蜀文化、巴蜀人物最生动的诠释。”潘殊闲表示，“如果要说谁是巴蜀文化的第一形象代言人，我认为苏东坡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