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5月22日报道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5月17日刊发题为《困扰美国制造业的是华盛顿干预过多》的文章，作者是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前贸易、投资和创新事务主管丹·伊肯森。文章摘编如下：

左派中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即华盛顿对自由市场的坚定承诺是造成美国曾经强大的制造业消亡的罪魁祸首。该观点的一个变种认为，华盛顿未能利用工业产能并将其导向国家经济和社会目标，从而危及美国安全。这些奇怪的意识形态伙伴正在寻求联邦政府对工业经济进行更多干预，但大多数制造商——以及大多数客观的观察人士——则认为需要大大减少干预。

干预主义论者谈论工业经济的重要性。他们说，充满活力的制造业吸引研发投资，创新推动生产力和薪资增长；强大的制造业产能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制造业设施和就业岗位对我们的社会结构至关重要；工厂关闭对制造业社区和地区造成毁灭性影响。

这些观点都牵强附会。首先，把华盛顿描绘成自由市场的追随者的做法直接出自“巴比伦蜜蜂”新闻网，制造业“消亡”比那些著名的关于马克·吐温去世的报道更为夸张。研究表明，美国制造业并没有消亡。尽管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在1953年达到峰值，制造业就业人数在1979年达到顶峰，但如今美国工厂产出的实际价值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如果制造业从真正制约其潜力的因素（过度监管）中解脱出来，它的表现会更好。

几十年来，华盛顿一直试图通过实施环保法规、职业安全规则、劳工赔偿制度、强制性雇员健康保险、进口关税、出口合规以及许多其他联邦指令来减轻这种社会弊病。2022年，联邦法规的成本估计达到3.1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2%。这比2.6万亿美元的美国制造业规模高出约20%。

对于制造企业而言，联邦法规的成本约为3500亿美元，占该行业GDP的13.5%。这一负担比考虑了通胀因素的10年前合规成本高出26%。法规给美国制造企业平均造成每位员工超过2.9万美元的成本，这是美国整个经济平均水平的两倍多。对于员工少于50人的制造商来说，这一成本增加到惊人的5万美元。这意味着对小企业的负担扼杀了市场准入、创新、竞争、活力和生产力。

显然，有些法规是合理的。但大多数法规是在对预期收益和成本进行猜测的情况下生效的。监管机构往往夸大社会效益，低估经济成本，而且它们几乎从未进行过回顾性评估。在没有这些基本约束措施的情况下，《联邦政府纪事》公布的监管法规数量已经从1996年的1.8万项激增至2022年的11.8万项。

对气候变化、国家安全、技术霸权之争、贸易伙伴的可靠性、庞大的全球供应链以及所谓美国工业消亡的担忧，催生了寻求拯救、振兴、重新定位、限制、约束和重新配置制造业的新支持者。但拜登政府没有削减过多、过度或过时的法规，而是提供巨额补贴，以诱导制造商在美国生产半导体和绿色产品。围绕这些产业政策的法规是相互矛盾的，给现有的监管困境增加了不必要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成本。

拜登总统就职以来实施的新法规所造成的成本在5月10日达到1.6万亿美元，是奥巴马政府同一时期的五倍多。如果没有严格的成本效益分析，联邦政府也不承诺对监管环境进行系统、强制、全面和瞬时审查，那么制造商还能承受不断累积的成本多久呢?

联邦政府的三个分支都对这个可怕的监管型国家负有一定责任。国会制定含糊不清的法律，实质上是把它的立法职责委托给行政部门，而行政部门把它的行政权限扩大到制定国内法。同时，在过去40年里，法院在很大程度上听从各个机构对模糊法规的“合理解释”，没有提供进一步的护栏来遏制监管型国家。

虽然意见嘈杂的诸多团体要求联邦层面进行更多干预，以解决它们认为困扰制造业的问题，但现有法规堆积如山，僵化且不协调，这种现象证实了需要解决问题的是华盛顿，而不是制造业。（编译/马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