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明确诊双相情感障碍是在上高一那年。其实，他在初三时，就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症状——做事拖延、易激惹、情绪大起大落……

　　由于家长和老师对这个疾病都没有认知，所以刘海明并不知道自己表现出的“懒散”“脾气不好”其实是因为生了病。直到高一时病情越发严重，在学校心理老师的建议下，他去了医院看精神科。

　　确诊后，刘海明休学了，此后的8年里，他一直在与病魔抗争。

　　刘海明回忆，最初的求医过程是迷茫和无助的。他说，对于双相情感障碍这种疾病，自己和父母都完全不了解，既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也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能治好。

　　他遵从医生的处方，开始吃药治疗。然而，虽然症状得到了控制，但病情却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

　　刘海明回忆说，一方面，由于对疾病认知不足，他和父母经常因为病因发生冲突。他觉得自己生病是父母造成的，而父母对此当然无法接受。双方在互相“甩锅”的过程中发生了几次相当严重的争吵，导致刘海明病情一再复发，频繁出现自杀念头。

　　另一方面，刘海明一直摆脱不了想要尽快恢复学业的焦虑。“我总是想要尝试回学校上学，但实际上，当时的状况已经超出了我的应对能力。只要回到学校，病情就会复发，只好再回家。”

　　在吃药的同时，他也开始尝试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然而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他记得，第一位心理咨询师总是回避与他和父母谈论疾病，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对咨询师的不信任。后来他又陆续换了几位咨询师，直到最后才遇到了比较适合他的。

　　在和咨询师沟通时，刘海明反复谈到的是自己的理想和学业。他说自己从小到大的愿望都是考取北京大学，即使在生病后，明知这个愿望变得很不现实，他也无法彻底放下这个执念。

　　“考北大这个念头就像一只八爪鱼一样，裹在我的脑子上。”刘海明说，“每次和咨询师说到这里，我都会哭，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好像受了很多苦，想找一个人去责怪，但找来找去也找不到，最后发现这些都是自己给自己套上的枷锁，所以只能怪自己。”

　　于是，心理咨询师和他探讨，考北大这件事对他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在心理咨询师的持续帮助下，他的执念慢慢松动了。

　　后来，刘海明开始学习后现代心理学，进行静观练习，慢慢地，当执念再来困扰他时，他已经能够觉察，并且逐渐将其移除。

　　他发现，当自己终于不再被过去的执念所束缚时，病情也在慢慢好转。

　　前年，刘海明参加了高考，考上了大学。

　　恢复健康后，刘海明经常反思，他觉得，让自己康复最关键的因素是，移除了过去长期存在的执念，找到了新的可能性。“我意识到，即使考上的学校不是北大，我也可以读书，可以锻炼，这个新的可能性是我可以接受的。而当我开始允许自己在家里待着养病，不再急于恢复健康时，病情才真正开始好转。”刘海明说。

　　他同时意识到，在康复过程中，父母的“不干预”非常重要。“父母的建议、期待、评价，这些看似比较中性的东西，其实对于生病的我来说，都是难以应对的压力。”刘海明说，“生病的时候，人会变得特别敏感、脆弱，很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父母作为最亲近的人，带来的影响是最大的。其实父母不需要特别做什么，只要不让自己的焦虑情绪影响到孩子，不提要求、不设目标地接纳生病的孩子，就可以让孩子减轻很多压力。”

　　与此同时，他也觉得，对于精神疾病，早诊早治非常关键。“对于像我一样有严重心理问题的学生，学校如果能够早发现、早识别，尽早转移给更专业的人士治疗，可能会恢复得更好。”

　　（为保护患者隐私，刘海明为化名）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瑾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