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编译 贾子凡

　　全球范围内，“替身梗”正在流行。电视剧《甄嬛传》里的“莞莞类卿”被网友活学活用，成了新的“流量密码”。

　　人们对“莞莞类卿”的感受不尽相同：有人享受“撞脸”名人带来的热度与流量；有人极力避免与他人“撞脸”，担心身份迷失；有人思考人工智能生成的“假脸”会带来哪些隐患……调侃“莞莞类卿”的背后是人们对“何为自我”的探讨。

　　“撞脸”：新的流量密码？

　　英国模特丹尼斯·奥诺娜首次在巴黎时装周亮相就引爆了现场。

　　“那不就是凯特·摩丝吗？”

　　“自信点，把‘不’和‘吗’去掉。”

　　奥诺娜几乎成了英国名模凯特·摩丝的翻版。只有少数人能通过步态分辨出她们究竟谁是谁。

　　奥诺娜的“摩丝同款脸”很快在时尚圈掀起热议，她也因此一跃成为模特界的新星。她的经纪人安迪·哈默透露，奥诺娜现在是他经营的“模仿者经纪公司”旗下关注度最高的新人。

　　成为经纪人之前，哈默曾靠“蹭脸”大卫·贝克汉姆红极一时。如今，他为3000多名“影子明星”牵线搭桥。从历史人物到流行偶像，他手下的这些“替身”在不同领域为客户创造惊喜。哈默告诉英国广播公司，2024年是他最忙的一年，因为市场对“替身”的需求不断增加。

　　“撞脸”为模仿者带来人气，也带来财富。想挤进这条“快车道”的人越来越多，坊间各类“模仿者大赛”应运而生。

　　10月，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举办了一场“甜茶”模仿大赛。一群有着淡褐色眼睛和黑色卷发的小伙子凑在一起，比谁更像美国演员“甜茶”提莫西·查拉梅。模仿者们扮成查拉梅演绎的经典角色，说话举止尽可能维持“人设”。在附近拍摄电影的本尊被这场比赛吸引，偷偷亲临现场，掀起了高潮。

　　模仿大赛遍地开花，让人应接不暇。11月的爱尔兰都柏林史密斯菲尔德广场，一队模仿者不惧严寒，身着短裤参加爱尔兰演员保罗·梅斯卡尔的模仿大赛。这位演员当时正在为他的最新电影《角斗士II》在爱尔兰做宣传，模仿大赛制造了话题，也成了这部电影的噱头。

　　曾出演《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印度裔英国演员戴夫·帕特尔、美国演员杰瑞米·艾伦·怀特和赞达亚·科尔曼、英国歌手哈里·斯泰尔斯和泽恩·马利克等登上了12月的“模仿赛”赛程表，大量模仿者期待一赛成名。

　　“替身”曾经令人不安

　　模仿比赛不是这个时代的特产。据说，英国演员查理·卓别林在上世纪20年代参加了一场“寻找卓别林”的模仿比赛，荣获第三名。在《回忆我的父亲卓别林》一书中，卓别林的儿子回忆道，父亲“一直认为这是最有趣的笑话之一”。无独有偶，美国乡村音乐歌手多莉·帕顿曾参与模仿自己的比赛，只得到了零零落落的掌声。她在自传中写道：“当时台下几乎没人鼓掌，我心里却笑得不行。”

　　从影视剧到文学作品，“替身”早已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成为网络文化的一部分。美国学者亚当·戈卢布对此深有感触。他观察美国文化中的替身现象后感慨，“毫无疑问，我们正生活在替身的黄金时代”。

　　今年6月，加拿大作家娜奥米·克莱因凭借《二重身：镜像世界之旅》一书摘得首届英国女性非虚构文学奖。书中，作家发现，一个与自己同名的人走上极端之路，而人们误以为那是作家本人。为了弄清“另一个自己”的行为动机，克莱因随她潜入了奇妙的镜像世界。克莱因的这次探索在读者中激发了“寻找自我”的强烈共鸣。

　　“替身”常被用来探讨与永恒相关的主题，包括身份困惑、死亡阴影，以及善恶共生的微妙关系。“她是我，我是她。也许，她比我更像我。”英国小说家黛博拉·莱维在小说《八月之蓝》中这样描述“替身”。在戈卢布看来，“替身”就是“非生物的‘第二自我’”。

　　在一些文学作品中，“替身”常常是幽灵般的存在，纠缠、折磨着“第一自我”。《西游记》讲述了孙悟空和六耳猕猴间的冲突；法裔德国作家阿达贝特·冯·沙米索的《彼得·施莱米尔的神奇故事》中，主人公出卖了自己的影子，从此踏上寻找自我之路；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的《威廉·威尔逊》中，主人公与“替身”斗智斗勇，最终难逃悲剧命运；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双重人格》和英国作家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化身博士》通过描述“第二自我”的崛起，揭示了人性深处的善恶斗争。

　　“替身”为何令人不安？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17年发表的论文《恐怖者》中指出，“替身”带来的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深层威胁”。它打破了我们对自我认知的稳定感，唤起潜意识中最原始的恐惧——对身份被剥夺的担忧。

　　20世纪下半叶，“替身”褪去了恐怖与威胁色彩。文化研究者阿丽亚·索利曼认为，“自我与替身的相遇如今更多地传达了救赎和趣味”。就像模仿大赛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人们看到与自己相似的人不再感到恐惧，而是试图去体验荒诞中夹杂着愉悦的心情。

　　对“替身”的宽容可能带来麻烦

　　互联网为人们寻找“数字替身”提供了新的可能。索利曼认为，“社交媒体让‘双重自我’在文化上变得更具吸引力。”

　　年轻一代早已习惯了双重身份乃至多重身份。正如戈卢布指出的，人们的身份中既有物理的自我，也有网络的自我。人们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经营着不同的账号，维持着不同的人设。正是这种多重身份的体验，让我们开始接纳“替身”。

　　“我们不再害怕被替代，反而把它当作游戏和娱乐。”戈卢布说。

　　英国心理分析师阿努什卡·格罗斯认为，从抗拒到接纳，人们对“替身”的感受越来越正面，心态越来越轻松。“想到有‘另一个自己’过着不同的生活，人们甚至会感到温暖。”

　　对“替身”的宽容可能带来麻烦。由人工智能生成的“深度伪造”不仅能够欺骗大众，还可能带来身份盗窃等隐患。戈卢布认为，温馨的替身文化或许只是昙花一现，“但人们还是应该尽情享受这份乐趣。有谁能抗拒找到‘另一个自己’的奇妙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