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赋税制度也可称为租、庸、调制，它是沿用北魏以来的租调制，本着轻徭薄赋的思想加以改革创立的。

所谓的租，就是朝廷把田地分配给你耕种，你负责缴纳一定的谷物如粟，每丁每年要向朝廷交纳粟二石。田地你只有使用权，所有权还在朝廷，等你干不动了，就把田还给朝廷。

这是一种均田制度，最早是北魏朝廷创立的。这均田制和周王朝的井田制有什么区别呢，最大的不同就是井田制田地是分属于封建贵族，而均田制的田地是属于中央政府的。田地的租额，唐朝规定的是四十税一，这比汉朝的三十税一，可以对百姓更为友好。田租一般在收割后于每年十一月开始运送。

庸就是役，就是老百姓对国家的劳役义务。唐朝是规定每人每年要为国家服役20天，这也比汉朝的每人每年30天，可以说唐朝跟汉朝一比，可以称得上是更轻徭薄赋了，这会让百姓易于负担，不会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当然了，如果朝廷不需要百姓服役，则每丁可按每天交纳一定量的绢或布，交足20天的数额就可以替代服役。

调就是唐朝各地土产贡输，全国各地每年都要进贡土产给朝廷，大部分是丝织品和麻织品。

其实，唐朝的租、庸、调可以对应孟子书中所提到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布帛之征。古代中国本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一切都是仰赖土地和百姓，所以制度设计就绕不开这两。

唐朝的租庸调制，考虑到百姓要向政府交粮，那就必须分给他们农田。而耕田的自然是那些壮丁，他们一年中的空暇时间，就可以给政府服役。而有田有壮丁，一般就会一个家庭，家庭中妇女可以织丝织麻，政府收他们一点盈余，也不算太过分。庸调由各地的县尉负责征收，每年的8月开始征收，九月再由各地运往京师或朝廷指定的地点交割。

总之，唐朝的租庸调制度项目分明，有田才有租，有丁才有庸，有家才有调，十分合理。假如哪个地方出现水旱等严重自然灾害，朝廷会根据受灾情况分别免除老百姓的租庸调，甚至于赋役全免。唐初施行这套赋税制度时，社会运作良好，百姓生活安定，政府的赋税收入有了保障，府兵制也得到巩固。这些都使国家富强起来，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之治这样的盛世。

杜甫有诗曰：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然而，租庸调制都是在均田制的前提下实施，假如均田制被破坏，那么这套制度也会随之失败。唐朝自武则天以后，人口不断增长，再加上封建王朝的通病土地兼并，朝廷已没有多余土地继续施行均田制，造成的后果就是男丁所得土地不足，但是他们又要按照规定缴纳租庸调，这使得很多老百姓无力负担，最终他们大多逃亡。

当然了，引起租庸调制被破坏的另外一个主要原因是户籍散失。唐朝初期，朝廷是依照完整户籍来征收赋役的。但随着国家承平日久，特别是唐玄宗开元以后，朝廷的官员疏于整理，导致一些人丁死亡或者田亩转让等变动情况未记入户籍，渐渐地朝廷就失去征税根据。以至于到了唐德宗时期，出现了有田者不纳税，无田者仍要负担的情况，于是就开始出现了一些老百姓逃亡的情况，朝廷就简单粗暴将这些逃亡户的赋税强加给逃亡户的邻保，结果就造成恶性循环的逃亡潮，

而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变得更加糟糕，大量农民的逃亡，使唐朝朝廷的征税对象减少，国家税收大大减少，但同时为了平叛朝廷负担大大增加，就这样租庸调制变得不合时宜，于是唐德宗年间，唐朝改行杨炎建议的两税法，以征收银钱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