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1年，伦敦盖伊医院，在近千名观众和记者的现场围观下，三位著名外科医生为中国农民何鲁切除一个长在生殖器上的巨大肿瘤。长达1小时44分钟的无麻醉手术过程中，何鲁多次昏厥，最终死在手术台上，时年32岁，切下来的肿瘤重达56磅。

这是一段没有任何中文记录的医学史，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花了37年时间，在新书《何鲁之死：1831年震撼全球的医疗事件》中，将鸦片战争前这段罕见的跨国医疗事件重新呈现出来。高晞还挖掘出何鲁之死在当时英国社会产生的多重影响。外科医生讨论技术冒险与医学道德之间的平衡；何鲁病态的肿瘤形象，则被政客操纵利用，影响了同时期英国议会改革政治运动——他的肿瘤甚至催生出了政治改革的经典术语：社会腐败的“毒瘤”。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当初满怀希望的何鲁踏上去伦敦看病的大帆船时始料不及的。

高晞是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的学生。她说，朱维铮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历史研究要先把时间、地点、人物讲清楚，再考虑问题。“我只是对何鲁的死亡很好奇，想弄明白他为什么会死，没想到一研究就打开一个新天地。”

埋了37年的困惑

1987年，高晞结束去七宝农村支教，回到当时的上海医科大学。她准备讲课资料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英文版的《中国医史》，里面有这样一段简单记录：1831年，东印度公司医生送一位中国病人去伦敦求医，病人最后死在手术台上。

“他怎么会死？”时隔37年后，高晞还清楚记得读到那句话时产生的震撼。“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观念，即西方医学传入到中国后，一直是在帮助中国。但是东印度公司为什么花钱把中国人送到伦敦看病？英国医学昌明，之前也有中国人被传教士带到欧洲去接受了很好的教育，比如中国第一位留学英国的医学博士黄宽。为什么这个病人却死了？我有很多问题搞不明白。”高晞说，当时她大学毕业才一年，《中国医史》上那段记载没有完全读懂。书里提到的大量原始史料，不像现在的学术书一样标好了注解，没法找到出处，但她从此记住了这样一件事。

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高晞的研究一直集中在西方医学传入中国这个领域。每当涉及1840年前的医疗史，她总会想起那个“中国病人”，疑惑也越来越多，当时发生了什么？他怎么去的英国？瘤长什么样？是不是英国人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没照顾好他，就死在那里了？

2020年，台湾地区学者苏精的《西医来华十记》出版，高晞受邀写书评时，发现在书里也提到何鲁之死，并提供了文献来源线索。高晞很激动，写信问苏精，是否可以提供一些何鲁的档案？在苏精的帮助下，高晞意识到自己可以有能力追索那段历史了。

2020年整个夏天，高晞都在网上搜索《柳叶刀》《泰晤士报》等各种医学期刊、报纸。随着材料积累，她发现何鲁之死在当时英国社会形成了复杂而轰动的影响。她形成了一个写作思路，通过讲述英国人给何鲁画的三幅画，来从多方面分析这个医疗事件。

书稿即将完成前，高晞又习惯性上网搜材料，没想到在旧书拍卖网上，再次找到与何鲁相关的线索，这部分内容后来成为余韵悠长的《回响》。1831年，何鲁在手术台上出现生命危险时，有个叫福特的医学生主动给他献了8盎司鲜血，那年福特才19岁。为了感谢福特的见义勇为，何鲁的主刀医生凯送了一本他的导师的导师、英国近代解剖学家约翰·亨特写的书《论血液、炎症和枪击伤》，并在书的扉页写下一段纪念的话。1837年，福特作为第一批抵达新西兰的医学传教士，这本书随着漂洋过海，2018年，又出现在新西兰的旧书拍卖网。

“找到新西兰拍卖的《论血液、炎症和枪击伤》时，感觉真的是圆满了，就是你想搞明白‘何鲁之死’这件事情，所有的因素全部打开了。当然还可能因为我有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近40年来心里一直装着何鲁的故事。”高晞说。

被多次构建的何鲁之死

何鲁其实不是这位广东农民的真实姓名。在目前可见的史料中，他没有中文名字，只有粤语拼音“Hoo Loo”，20世纪30年代，中国医学史学者王吉民翻译成“侯路”或者“侯鲁”，苏精则在《西医来华十记》中翻译成“何鲁”。

就是这样一个中国史学界从不曾记载的小人物，却因为生殖器上长的巨瘤，与给他开刀的英国医生一起，构成一段绕不开的医学史。

1830年11月，广州。东印度公司收到公司医生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的求助，说有个中国病人的生殖器上长了一个周长为44英寸的巨瘤，郭雷枢认为可以通过手术切除，希望得到东印度公司资助，送去英国开刀。于是，1831年3月17日，何鲁抵达伦敦，他也是第一个出现在英国人面前的病态中国人，畸形的身材满足了英国人的好奇心和对东方人的想象。手术前几天，英国《太阳报》和《星报》就反复造势，几乎所有伦敦人都知道盖伊医院即将给何鲁做手术。手术当天，几百个非医学界人士出现在医院手术室外，希望和医学生一样可以观摩手术。

4月9日下午1点15分，何鲁在医护人员陪同下进入盖伊医院的解剖学剧场。上手术台前他表情轻松，面带微笑。手术历时1小时44分后结束，何鲁依然处于昏迷状态，最后在众目睽睽之下去世。何鲁死后，英国社会掀起巨大波澜。在医学界，有人认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开刀，并分享了自己的成功案例；有人则指责手术的残酷与医生的冷血残忍，媒体将医生给何鲁做手术称为“活体解剖”。

何鲁来英国之前，英国社会正在酝酿一场变革，各阶层的民众都强烈要求议会改革，形成的共识是，腐败现象严重损害英国上下的利益。于是5月，英国开始流传一张以何鲁为中心的政治漫画《何鲁朱，别名约翰牛和医生们》，由英国最有名的讽刺漫画家约翰·道尔绘制。这幅漫画的出现也标注着何鲁之死被注入新的维度。在道尔笔下，何鲁成为英国社会形象代言人约翰牛，肚子里有个巨大的、英国各阶层都想割掉的、危害国家经济的“毒瘤”。但是怎么割，旁边几位政治家却像外科医生一样，意见不一。

不过高晞说，何鲁事件发生在1840年前，也就是中国与英国关系没有发生逆转之前。不管何鲁之死在英国如何引发激烈讨论和各种演绎，但梳理英国社会舆论和政治家的态度可以看到，何鲁本人的形象始终是积极正面的，画家没有丑化何鲁。“何鲁在西方社会所呈现的各类形象的建构过程，反映了文化历史的理解是基于双方的心理结构和世界观。若将何鲁西行时间作为近代东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范例考察，它示范了‘中间人’（何鲁）是如何在两者之间创造理解和误解的空间，又如何影响了东西方文化的相互作用和交流。”

《何鲁之死》写作时，恰好新冠疫情暴发，没办法亲临伦敦盖伊医院，高晞一直觉得有些遗憾。今年8月，高晞去英国时，专门去了盖伊医院。100多年过去了，医院外观和当初何鲁踏进那里时一模一样。教室里挂着医院在1982年为何鲁画的像，他的巨瘤醒目而突兀，但年轻的何鲁表情又很平静。

说起这100多年来围绕小人物何鲁之死在西方社会引起的种种声音，盖伊医院博物馆馆长郑重地告诉高晞，这个瘤不是亚洲人才有，“没有race（种族）”；他还说，医生的目标就是治愈疾病，而且是治愈全世界的人，不要去考虑政治、经济等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