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了上千年，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那么，文学能抒发真性情吗？

这个问题似乎不难回答，当然可以抒发真性情了，但事实上却并非这么简单。很多文学作品只是委婉地表达作者的情感，甚至只是让作品中的主人公代替作者说话，代替作者感触，而主人公是作者虚构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也就是说，作者虚构了一个主人公，让主人公说出作者心里想说的话，却并没有直接说。即便是写历史的史官，也不太可能直接说实话，以免被皇帝忌惮，甚至很多史官在修历史的时候都要避讳一些事情，尤其要为尊者讳，为长者讳，为当权者讳，而不能照着事实来写。连写作历史的史官都这样写，就更别提写作文学作品的作家们了。

写诗词歌赋的大多歌颂当权者，歌颂现有的安定社会，写一写自己杯酒光景间的小碎光阴，写一写梦境，却从来不会给皇帝提意见，也不会写一写老百姓悲苦的生活以及反抗的斗志。只有一些具备人文主义思想的诗人、词人才可以写一写关于老百姓的生活，却有一种俯视的感觉，明明看到了老百姓的疾苦，却无力帮助他们摆脱艰难困苦的境地，也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古代写诗词歌赋的人大多是官员，因为官衔都是书生参加科举考试后考中了获得的。虽然民间也有一些写诗作词的人，大多是一些落第的书生，可以看到民生疾苦，但囿于诗词格律的限制，囿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限制，只能写一些歌舞升平的内容，写一写个人的小感触。倘若有人写了民生疾苦，写了阶级差别，就很容易被当权者视为有反抗之心，成为不入流的诗人，也成为不受待见的诗人。可是，他们偏偏没有多少骨气，要参加科举考试，努力往权贵的圈子里钻。于是，很多诗词都没有抒发真性情，只是写诗作词的人很矫情，看到花花草草都要感觉美好，感觉人生短促，却从来看不到社会压迫和剥削的本质，也就没有太大的社会意义了。好多皇帝喜欢写诗作词，好多官员也喜欢写诗作词，由此可以看到诗词是一种获取名气的文体，也是一种歌功颂德的形式，是怡情遣兴的工具，却不一定能承担家国宏大叙事。一旦有了家国宏大叙事，又加入了格律，就有一些可以唱出来的意思，却让诗词本身的境界变得狭小了，也就变得有些可笑了。

本来很庄重的诗词，不能掺和太多俚俗的成分，而一旦唱回来，就会流于通俗，甚至低俗，不会被一些文人士大夫们承认，也不会被后代人欣赏。在很多朝代，诗词只是被文人士大夫玩弄的一种文体，而不是真正叙事的文体，也不是搞家国叙事的文体。到了曲的阶段，能够唱出来了，虽然整篇可以叙事，也可以展现家国情怀，但仍然不可以把作者推向前台，而是作品中的人物在抒发所谓的性情，而这种性情是作者虚构的环境下人物抒发的感情。来源于虚构的曲子虽然可以整套发布，连说带唱，丰富了表演形式，也让更多的老百姓能够接受，但其根源手法是虚构，而不是写实。倘若作家直接写身边的事，还把自己代入进去，就可能得罪周围的权贵，进而受到打压。作家首先要自保，要注重安全，然后才有虚构故事的可能，而这种虚构只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就像《聊斋志异》一样，作者借狐鬼故事来讽刺贪官污吏，却不会把自己代入进去，即便后面有一段评价，也要标明“异史氏曰”，而不会注明“蒲松龄说”。

小说本身就是虚构的文体，并不会写真人真事。即便以真人真事为故事原型，也仍然加入了作者的一些虚构手法。人物和事件都改换了名字，甚至整个故事的性质都改变了，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本的事实来写，也没有把现实中的人物完全写进小说。即便作家把他们写进了小说，改变了名字，当事人也不一定能认出来，因为作家写的小说都对原有的事实以及人物进行了思想加工和改造，而这种加工和改造是作家不自觉的行为，也是由创造规律决定的。有的作家写出一篇小说，自认为忠于现实，属于纯粹的现实主义描写，但仍然对现实进行了解构，尤其是语言的变异，让作家自己都大为惊讶。作家用自己独特风格的语言写出了作品，即便他认为按照事实原原本本写出来了，也仍然会让读者产生歧义。因为他运用的语言有自己的风格，读者读到这样的语言就会产生很多联想和想象，而这种联想和想象却不是作家能够控制得了的。语言在表述作家思想的过程中出现了意义的畸变，读者在读到这种语言的时候又产生了意义的畸变，而这两种畸变，是一个自然产生的过程，也是作家和读者都控制不了的。

只要作家写出了作品，就会产生性情的畸变，就更别提在虚构意义上的抒发情感了，更容易产生意义的畸变。由此来看，作家不会在作品中抒发真性情，甚至会饰伪，即便他们通过作品中的主人公来抒发性情，也一定是受制于作品中环境与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不会有太自由的说法，甚至作家会被作品的主人公“绑架”，抒发了虚假的感情，却也能感动一批读者了。由此来看，文学不一定能抒发真性情，所谓的真性情，只是文学作品中读者感受到了的性情，触动了读者的内心，不一定是作家真正要抒发的真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