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到银行去取钱，被银行工作人员问用途，因为这个银行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要取钱超过五万，都要说明用途。那么，这种做法是否侵犯个人隐私？

当然侵犯个人隐私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种做法是银行的一种土政策，并不是国家规定的。既然是土政策，就有一定的社会适应性，也一定有着难言之隐，但并不合法，侵犯个人隐私。如果被侵犯的人不声张，不告状，就算是没事。因为中国有着“民不告，官不究”的传统，只要被侵害的人不告状，就算是没有发生这件事。银行方面早就算准了，认为人们不会为这点小事去告状，即便有人认为被侵犯了个人隐私，也仍然不会去告状，甚至有些人为了取钱而故意编造一个谎言，银行工作人员也就认真了，却不会戳破谎言。既然银行工作人员可以实行土政策，可以问取钱人的用途，那么就不要怪取钱人故意说谎了。双方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张良计，我有过河梯，一攻一防，相得益彰，互相损害，互相欺骗，却并不会去告状。或许，这就是社会特色的一种体现吧。

为什么银行方面要问取钱人的用途呢？因为银行方面缺钱。人们把钱存到银行之后，钱很快就被银行放出去了。银行通过放贷吸收高额利息，获得很大的利益，而人们存钱获得的利息只是银行放贷之后获得高额利息的一小部分。银行获得高额利息之后，会不断放贷，只要有人存钱，银行就可以把人们存的钱拿去放贷。当银行放贷很多的时候，就容易引起“钱荒”。银行里的纸币变少了，当人们来取纸币的时候，就需要给出一个理由。而需要给一个理由的规定是银行的土政策，因为银行应该以信誉做背书，不能干涉用户存钱或取钱，也不能问用户存钱或取钱的用途。用户存钱不管是以后自己花，还是给儿女们花，银行都不能问。用户取钱，不管是盖房子用，还是买家电用，抑或是搞一些投资，银行也不能问。因为用户存钱或取钱的用途是用户个人的隐私，不能被任何人问起。即便有人问，用户也不能说。银行的纸币少了，只是人们支取小额度的纸币，还可以满足需求，倘若人们支取五万块钱以上的纸币，就会引发银行的纸币危机。尤其是很多人一起支大额度的钱，都超过了五万块钱以上，就容易发生挤兑危机。

银行方面有苦衷，想要避免这种挤兑危机，就要对取钱的用户加以限制。有的地方银行要问取大额度钱的人干什么，还要让他们提前报备，甚至要到大客户室去支取，要联系银行的副行长才能支出钱来。也就是说，人们支取小额度钱的时候，并不需要提前报备，也不需要说明取钱干什么，更不需要联系副行长。而支取大额度钱的时候，尤其超过了五万块钱，就要遵从银行方面的土政策了。甚至一些人到银行去支大额度钱的时候，被告知只能支取一部分，却不能完全支取，因为银行里也没有多少纸币了。即便取钱的人说明钱的用途，也不能立刻支取纸币。只能第二天再来，或者每天来支取一部分。银行不就是存钱和取钱的地方吗？怎么能变得如此拮据？

在市场推动下，银行也迅速走向市场，甚至每一个银行的员工都有放贷的任务，要努力把银行里的钱通过放贷的手段发出去，定期收高额利息，以此实现银行的盈利。而大多数人到银行存钱，只是认为存起来比较方便，也比较安全，还能获得一点儿利息。但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存起来的钱已经被银行挪用了，现在有些款项挪用之后收不回来，成了烂账、呆账、死账。还有一些银行放出去的贷款已经没有收回的可能了，因为拿了贷款的人已经跑到外国去逍遥了。有的地方政府为了搞形象工程建设，已经把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以及其他单位的办公大楼都抵押给银行了，获取大量贷款之后，造起了形象工程。这一部分贷款似乎也收不回来了，但银行不会告诉用户这方面的信息。那么，收不回来的钱到底是谁的钱？当然不是银行的钱，而是用户的钱。因为用户在银行里存钱之后，过一段时间银行就会超发货币，通过超发的货币来稀释人们的存款价值。而超发的货币带来的那一部分货币价值就可以抵消一部分欠款，只是所有用户的钱价值变少了，就相当于所有用户为那些欠款买单了。

银行方面很无奈，就是按照这套机制来运作，为了获得最大利益，就要把银行里的大部分纸币全都通过贷款的形式放出去，而这个时候银行里的纸币就变少了，为了应对支取大额度纸币的用户，就要侵害用户隐私了。而用户竟然根本没有发觉被侵害了隐私，也不会去告状，而是会说谎话来应对。在强权面前，似乎普通人已经完全没有隐私，也没有什么话语权了，只能通过说谎应对。或许，这就是当前的一大特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