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 何谓东方，何谓西方，哪些国家属于非西非东或者无问西东的中间地带？这些概念范围的界定也需要深思熟虑。

熟悉笔者的全球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读者都知道，在1979至2008年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上升期，整个世界市场呈现出以美国为中心的清晰而多层的中心外围结构。1960年代的左翼学者们将世界市场体系分为两层，沃伦斯坦将其分为三层，而笔者在2010年出版的拙著中根据不同类型国家的分工要素而将其分为四层，最外围国家提供能源原料，次外围国家提供体力劳动，次中心国家提供脑力劳动，最中心的国家则提供信用和规则。1980年之后，中国从其最外围进入该体系，我们最初的出口商品以能源资源等初级产品为主；借助出口导向的“三外路线”和本土替代的“自主创新”相结合的对外经济政策，我们一步一步挤入到该体系的准中心地位，如今我们出口的商品结构越来越与欧日韩接近。2008年以来，随着中美共生关系的政治基础逐步瓦解，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和地缘政治斗争渐次展开，原本统一的世界市场体系正在分裂为两个互有交叉但各有团块的“新平行体系”。以笔者目前的预判，这种不断撕裂、渐进脱钩的过程将持续到2035年左右才能进入相对稳定成型的均衡状态。

在此分析框架之下，所谓的西方是相对明确且固定的：以美国为核心，欧洲日本为其外围的老牌工业国，G7可以被视为西方的代名词。而所谓的东方则还在酝酿和变化之中：俄罗斯成了以武力反抗和挑战美欧地缘政治扩张的急先锋，但是国力和威望已经明显不如当年的苏联；印度试图在两个阵营之间东食西宿、骑墙获益，巴西、南非和部分中东国家加入了金砖，但是也并不打算与西方为敌。那么，谁是东方体系的核心？以综合国力论，中国可能是唯一有能力担此大任的国家，但是中国既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也没有这样做的强烈意愿。换言之，当下的东方，既非阵营，也无成熟的核心国家。笔者主张，为了能够用计量的方法讨论东升西降，不妨用中美对比和东西方两个板块的对比来分别度量狭义和广义的东西方力量对比：西方板块可以用G7来界定，东方则姑且定义为“上合加金砖”正式成员国的朋友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