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韩利明 上海报道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多来，强劲活跃的增长极功能不断巩固提升。生物医药作为我国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和引领作用。

在日前召开的长三角生物医药创新生态与合作发展论坛上，复旦大学药学院教授、上海市药物研发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邵黎明分享数据显示，2023年长三角GDP占据全国的24.2%，对一类新药的贡献是54.5%。

“长三角在生物医药创新方面，在全国起到了引领作用，如何保持优势甚至扩大优势，更重要的是要提高创新质量。”邵黎明补充，“从2018年开始，我国创新药出海进行国际临床试验的步伐明显提速，但是临床研发的成功率距离全球平均水平还有差距，提高空间非常大。”

生物医药产业属于新兴产业领域，现今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正发力从仿制为主向创新引领升级，如何提升前沿研究和源头性创新能力、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提高回报以期进一步推动研发成为关键。

加速人才培养，探索数字技术和分工协作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指数显示，2023年长三角指数为101.9，产业实力、创新能力、资源要素、国际影响各项指标排名稳居全国第一方阵，贡献了近29%的医药工业营收总额、46%的国内已上市创新药和海外上市产品，近五年融资总额占全国比重50%，全球许可交易总额占全国比重超过70%。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全国竞争优势可见一斑，这背后离不开城市、产业园区、企业、投资机构等产业主体的支撑。特别是随着《“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出炉，长三角各地在研发、成果转化、审评审批、人才引育、保障服务等方面精准施策，纷纷推出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政策，提升生物产业集群竞争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复旦大学长三角研究院副院长张晖明在上述会议中表示，“长三角区域在生物医药产业有非常好的存量，包括医药产业研发投入、专利数等，已经形成一定能力的上下游产业链体系。”

未来如何进一步释放效能？在数字技术应用方面，“浙江新和成在引入数字技术与实战过程中，成本节约近10%。” 张晖明强调，“AI是数字技术应用的前沿，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对不确定性和成本，如何进一步推动数据库建设、数据交流和数据交易，甚至是数据挖掘工作，需要下决心。”

此外，在技术开发机制创新方面，“生物医药产业门类多，面对不同门类、技术工艺路径，能否在进一步细分的基础上形成紧密合作，特别是在创新方面，通过战略联盟分摊创新成本，这也涉及联合专利问题。”在张晖明看来，过去因对分工边界和权责力界定不清，对通过分工促进生产力发展不够重视，均需要进一步探索。

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需要借助于产学研深度融合，特别是产学研协同创新。上海市高校科技发展中心总工程师刘群彦直言，“事实上我们并不缺科技成果，缺的是懂得科技成果转化的人才，包括技术经理人、投资经理人、职业经理人及工程师。培养综合性人才显得非常重要。国家也启动了卓工计划，但卓工计划如何落实人才培养可能需要持续且漫长的过程。”

“生物医药科技成果转化从2015年以来，涌现出很多案例。总体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显著。”刘群彦分享的数据显示，2023年，上海生物医药技术合同数量超过1万项，金额超过1000亿。对比来看，上海技术合同总金额约5000亿，生物医药占约1/5，同比增加超100%，远高于集成电路其他的重点产业。

优化定价及支付策略

新药研发难度大、周期长、投入多、失败率高，属于高难度的创新和高风险的投资。不少业内观点认为，对这类高风险投资应当允许有高回报。唯有如此，才能吸引科学家踊跃投入源头创新，吸引投资者支持生物医药的源头创新。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胡善联分析，现阶段药品定价基本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假定这个药是过去没有的，特别在日本没有参考比较的药物，可以考虑成本加成的定价；第二类，现在创新药强调价值定价，考虑在临床疗效上对患者的价值；第三类是风险定价，根据回款能力及不同医疗组织信用状况决定风险的定价。

“但不同的药也有不同的方法。例如现在大量慢性病药品还是以量定价。”胡善联补充，“对于有多种适应症的药品，在第一适应症进入医保后，后续适应症进入医保不断降价的问题，需要考虑续约条例，决定企业到底以大适应症还是小适应症先进医保，也涉及到策略问题。”

目前我国医保基本原则是广覆盖、低水平、保基本。近年来，在顶层政策的推动下，更多确有需求的创新药品被及时纳入基本医保报销目录。但是，创新药品高昂的价格对医保基金的持续稳定运行形成较大挑战，大量高额创新药品的纳入也会增加医保基金压力。

在胡善联看来，我国创新药需要依靠安全性、临床疗效、创新性、经济性、公平性进行多维度定价，“目前创新药更适用以结果为基础的支付方式，即按疗效支付。一方面鼓励企业加速创新研发，另一方面对患者也有疗效的保证，提高患者治疗意愿。通过市场竞争，在政府价格管制、患者承受程度、医保基金承受程度上找到恰当的平衡点。”

举例来看，今年1月，复星凯特方面对外披露，将与国药控股旗下健康管理和患者综合服务平台宸汐健康联合推出奕凯达中国首款淋巴瘤按疗效价值支付计划。原本120万元一针的CAR-T疗法，符合条件的患者在使用奕凯达治疗后，若未能达到完全缓解（CR），将获得最高60万元的返还。该计划是中国首个按疗效价值支付的淋巴瘤药品的创新支付模式，奕凯达也成为中国首款按疗效价值支付的生物创新药。

政策端也在发力。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3－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提出23条改革举措，其中包括依照有关规定允许生物医药新产品参照国际同类药品定价。

“我国创新药物定价较低，一定程度上影响创新药收入和药企再投入。如果在定价上能更遵循市场规律，将对浦东乃至我国的创新药发展具有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彼时有业内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从某种意义上看，高定价对引进高质量外资的作用也非常明显。

事实上，为寻求更大的回报和市场，国际化发展已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生物医药产业链创新转化联合体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郑晓南强调，“国际化涉及国际化人才、渠道、模式及产品，是一个系统工程。其中对于国际化产品，面对FDA的严格审批，我国创新药研发应尽早布局扩大适应症、国际多中心临床、海外授权交易等环节策略，同时充分利用中国的临床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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